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件，日寇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狂妄叫嚣“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可经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打下来，日军伤亡达50万，战争经费每月高达1.5亿美元，战争趋于长期化，日寇“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彻底破产。巨大的消耗和战争趋向长期化,使日本帝国主义深感已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加上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大战日益迫近,日本统治者希望保留较多的力量,以便在世界战争中乘机捞一把,实现其称霸亚洲的目的。这就要求日军迅速从侵华战争中脱出身来。于是,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调停”,诱降国民党,企图不战而胜;但因条件苛刻蒋介石不敢贸然答应而不能实现。
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两个文件,规定: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投降,就要在国民党内部“积极帮助亲日反共势力,策动抗日阵营内部崩溃”,“尽快促成中国中央政府分裂”:7月12、15、19日又先后通过了《随形势发展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和《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政策是扩大和加强已有的各地伪政权,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政权”或“新中央政府”,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新政府不仅要“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当事人”,而且要“使它成为解决中日两国过去因各种矛盾失和,而确立从大处着眼的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为此就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于是在物色“中国第一流人物”充当傀儡时,土肥原贤二几经筛选,最后终于把目标定为汪精卫。
汪精卫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是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干了许多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坏事。在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期间,积极支持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沾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破坏了上海抗战,出卖华北主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散布亡国论调,认为中国战必败,一再宣扬:“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能和就和“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并在国民党内网罗除公博、周公博、周佛海等民族败类,结成以他为首的投敌小集团,一面鼓噪向日本屈服一面派人与日本侵略者勾搭。
1938年1月近卫文磨发表对华声明后,汪精卫、周佛海就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由上海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与日本搭上了关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侵占。汪精卫集团公开发出对日求和乞降信号。10月12日,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大门”,愿以“日本和平提议”,为讨论之基础”。10天后,他又对外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目前战事,非吾人所发动,吾人愿随时和平”。同时,汪精卫连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是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光”,使“大家都变成大贫”。并联系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被刺事件,狂妄的叫嚷:“三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了三枪,我在今年,还是主张和平!”第
汪派投降集团骨干分子高宗武、梅思平积极活动,与日本方面多次联系。日本政要几经洽商,确定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公开向汪精卫集团招降。
11月20日,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和汪派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江湾日本占领区一座称为“重光堂”的楼房内,举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商定了汪精卫叛逃与日方配合的行动计划。《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赔偿日侨损失；(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此外,他们还估计中国西南几省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会参加他们的“和平运动”,汪精卫可以待机在云南、四川建立几十万的军队。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按照与日本帝国主义商定的步骤,以“赴蓉讲演”为名,乘飞机逃离重庆,绕道昆明,于19目抵达越南河内。陈公博、周佛海等投降小集团成员亦相继外逃。
在得知汪精卫出逃后,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其有卓识之人士”合作,根据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29日,决心当汉奸的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的声明,公开要求重庆国民政府应即以近卫声明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为了结束战争而开展“和平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汪精卫的出逃感到兴高采烈,以为汪精卫脱离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即可分裂,对日抗战即可瓦解。汪精卫也相信,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登高一呼,响应者必接踵而来。地方势力和将领、重庆国民政府要员都会有人跟随他,蒋介石会不打自倒。他可以登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宝座。然而,事态的发展恰和日汪设想的相反,汪精卫叛逃和发表“艳电”,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上下和海外华侨,迅速掀起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重光堂会议时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龙云、邓龙光、张发奎及四川军队将领,非但没有附和,还通电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吾邦败类,人曰可杀,法在必诛”,予以愤怒声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1939年3月30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商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转移汪精卫到“安全”地方。5月6日,汪精卫被“保护”到上海。从此,汪精卫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自汪精卫被“保护”到上海后,日本帝国主义马上露出主子对奴才的面目。日本政府确定对汪精卫的方针是:“要依照我方的政策,来左右他的行动”。
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只有在适应日本战争全局需要时,才准予成立,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其构成分子不仅包括汪精卫,还须包括临时、维新政府头目及原北洋军阀头子吴佩浮、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成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行“分治合作主义”原则,即“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在地域上,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当时日本对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的统称,即长城线以北地区)是国防上特别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的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与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其存在,唯国旗和党旗的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黄色布片,军队只用大书“反共和平”的黄色旗。
汪精卫在日本呆了近20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汪精卫同意在华北设立一个“政务委员会”,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至于维新政府,待后研究方案，关于国旗,同意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方加上被周佛海称为“猪尾巴”的黄色三角,上书“反共、和平、建国”字样。汪精卫接受了日方意以“和平”形式独吞中国的三个条件:(一)在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二)国民政府于返还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最后还确认,“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汪精卫俯首听命,全盘接受《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换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1939年6月18日,汪精卫回国,他用一个多月南北穿梭,紧锣密鼓地筹建伪政权。然而却遭到日本占领军和南北老牌汉奸的抵制。那些趾高气扬的日军将领,根本看不起汪精卫，老牌汉奸头目也不愿受制于汪精卫,从儿皇帝的地位降为儿皇帝的臣仆。王克敏以自己风烛残年为由,说他不想离开北平,要求汪精卫拟议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梁鸿志赤裸裸地提出,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部、院长维持原状,行政院长仍由梁本人担任。9月19日;汪精卫率投降集团骨干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三方合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中央政府”事宜。同时,三方各自的一后台,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临时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喜多诚一,监视和控制汪糟卫集团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等,也举行会议,协商汪、王、梁三方合流事宜。但汪、王、梁会谈一开始就陷入僵局。王、梁都表示:因为没有从日军在华北、华中机关接到任何关于汪的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他们对汪拟的条例内容非常不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只是在日本方面干预和影佐、原田、喜多等直接参加下,三巨奸会谈才得以继续,但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汪精卫组织政府失败的根源在于日本方面。王、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日军将领则是因为没有国内本派系的明确的指令,不愿表态;另外,汪精卫在日本所作的各项承诺,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和保证前,日本是不会全力支持汪精卫的。就是说,只有汪精卫充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才肯促使王、梁等与汪“圆满的结合起来”。汪精集团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1939年11月1日起,与日本“梅机关”就汪日密约开始谈判。谈判以日本政府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为基础。日本的条件又比以前苛刻多了,不仅包括了过去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全部内容,而且远远超出6月6日日本政府提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汪精卫却“毫无反对”,虽“觉得与近卫声明旨趣有相当的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该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历时两个月,日本谈判代表一面对汪“作严肃忠告”,迫令就范;一面花言巧语,甚至对汪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汪精卫完全答应了日本的条件。1939年12月30日黄昏时分,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关于调整日中关系协议书》,内容有《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和《极密谅解事项》两部分。双方规定,这一协议书“永不公布”,连王克敏、梁鸿志亦不允许知道。
通过日汪密约,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几十年梦寐以求而在临时、维新两伪政府那里尚未完全得到的权益:日本得到了汪精卫伪中央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和在外交、教育、宣传、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对华北、内蒙的控制及对上海、厦门、海南以及附近岛屿的实权。军事上,日本获得以“防共”、“治安”名义在中国广大地区的驻兵权,控制了驻屯区域所有铁道、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中国军”所聘日本顾问和教官有指挥权。经济上,日本拥有全中国航空支配权;有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特权,有沿海海运权,在华北拥有经营无线电通讯权和指导华北经济行政权等;还通过财经技术顾问控制中国的海关和经济,等等。这个密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日本扶植伪政权的罪恶阴谋,也暴露了汪精卫甘当“儿皇帝”的丑恶面目。
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讨得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1940年1月6日,日本兴亚院正式作出“建立中央政府的决定”,两天后日本内阁追认批准,困扰汪精卫组织伪政权的障碍消失了。1940年1月下旬,南北汉奸齐集青岛,举行分赃会议。“梅机关”操纵会议并拟定了所有文件,包括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览表及青岛会谈要领、日程等。由于是主子号令,后合老板彼此意见一致,登台表演的傀儡自然也毫无异议。会议“顺利”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大纲、政纲及政策,并预定3月26日组织“政府”、“还都南京”。
汪精卫踌躇满志,即将袍笏登场了。时距叛逃重庆已近一年半,从赴东京谈判算起也有9个月之久了。汪精卫曾多次拟定伪府成立时间表,但未得日本准许而一延再延。正当汉奸政要齐集南京、汪精卫兴高米烈准备“黄袍加身”之时,又一盆冷水兜头而下。1940年3月19日日本当局通知汪精卫:“组府(日期)延到四月十五日”。原来,日本已认识到汪精卫无力结束中日战争,在支持汪组伪政府的同时,又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此时,日军总部与宋子良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日本当局对之寄有厚望,不愿因汪组府而受到影响。日蒋谈判对汪,精卫绝对保密。汪精卫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意外和吃惊,群奸为之泄气,经汪等再三哀求,加之日蒋谈判因重庆的答复与日本的期望相距过远而暂时停顿;日本方面考虑到延期对汉奸情绪的影响,会“引起参加政府的人动摇和脱离的情况”,同时又怀疑宋子良出面的谈判是重庆破坏“新政府的谋略”,日本当局遂允汪延至月底组府。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操纵下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出台了。在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警戒中,汪伪政府成员举行了“就职典礼”,汪精卫发表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要执行“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对外要“与日本共同努力”,“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反共并否认重庆政府,“革除独裁”、“摧陷廓清”阶级斗争学说。汪精卫煞有介事地要求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一般官兵即日对日停战,“以待后命”,并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由日本导演的在沦陷区存在5年零4个半月的汪伪政权这场闹剧开场了。
但是,汪精卫并未立即登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而是以“行政院长”代理“主席”职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汪伪政权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但日本政府却没有立即给予承认。汪精卫曾再三请求,极力表白“要克日把邦交调整起来”,但日本政府仍然慢腾腾地对待,使汪日“缔交谈判”迟至这年7月5日才开始,经过54天15次会议和系列非正式谈判,将汪日密约及“日本的全部主张写进了条约文本,但日本仍不正式签字。这一切的缘故,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当局与重庆的秘密谈判一直在进行着。日本把汪精卫等一批汉奸要组建的傀儡政权当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讨价还价的砝码。直到11月27日招降蒋介石的工作没有成功,日本政府才决定30日与汪伪政府缔约,并要汪“于签订条约前就任国府主席”。29日,汪精卫登上企盼甚久的“主席”宝座,30日,日汪《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缔结,日本宣布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同所有的傀儡政权一样,汪伪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主子。日本当局在汪伪政府内设立了一个“最高军事顾问部”和一个“最高经济顾问部”。这两个“顾问部”如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汪精卫,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操纵着汪伪政府的一切。尤其是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纯粹是汪伪的“太上皇”,汪伪政府的一举一动都须看他们的主子的眼色行事。另外,汪伪政府还要受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兴亚院在华联络部、日本在南京的“大使”等各方面的指挥和节制。在各省各县,则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联络官”对汪伪政府加以监督。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尽可能地限制汪伪政权的权力,他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把沦陷区割裂成几大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仍是两个独立的政权,非但汪不能过问政事,就连国旗也各树一帜,分别是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在汪伪直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也是大力安插维新政府旧人。各地伪政府完全在当地日军的控制之下,汪精卫只能在南京城内过他的“主席”瘾,个汉奸也把这个汪伪政权称为“政令不出城门的小朝廷”。
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汪精卫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徒劳的。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他的“主席”职务由陈公博代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惨淡经营数年的伪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大大小小的汉奸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