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
这是馒头说第 787 篇文章
在唐朝的开国史中
李建成这个名字
熟悉又陌生
小时候觉得他是活该
但长大了
发现所谓的“咎由自取”
可能是
有人希望我们这么相信
1
公元626年7月2日，清晨。
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骑上马，带上了一些随从，开始向皇宫的玄武门方向出发。
此行的目的，是进宫向父亲李渊做出解释。就在前一天晚上，二弟李世民向父亲举报，说李建成和父亲后宫的几个嫔妃有染，“淫乱后宫”——这可是件大事，震惊的李渊当即就召李建成等人进宫给出一个解释。
但按照弟弟李元吉的意见，根本就不应该去。
李建成所在的东宫与李世民的秦王府，这两股势力目前是水火不容，空气间已经弥漫着火药味，稍稍有一点火星，就会引起一场剧烈的爆炸。
李元吉建议，李建成就呆在东宫，反正东宫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不如托病不去，一切静观其变。
但李建成还是坚持要去。不仅要去，还要轻车简从地去。
李建成是有这个底气的。
首先，他认为自己能够解释清楚的。
其次，他并不相信四弟李元吉说的，所谓二弟李世民准备“动手”的说法：皇城之内，谁都无法带甲兵，更何况，自己和二弟李世民毕竟还是亲兄弟——他不相信亲生骨肉能做出相残之事。
第三，当天轮值玄武门的，是他的旧部常何——他不信常何会搞出什么猫腻。
但等到李建成一行过了玄武门，来到皇城内的临湖殿时，连他自己也发现有问题了：
树林中明显有甲兵埋伏的迹象，而身后的玄武门，传来了嘈杂之声，似乎出现了什么情况。
即便离父亲李渊办公的地方只有咫尺之遥，李建成还是立刻勒转马头，示意弟弟李元吉一起，赶紧回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带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甲士冲了出来。
映入李建成眼帘的，是弟弟李世民严肃的面孔。
那一刻，他不知道，这是他这一生最后一次看清弟弟的脸了。
2
李建成，出生于公元589年，是李渊的长子。
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李建成的正式记录，都是从他的父亲李渊在公元617年主政山西，准备“谋大事”后开始的。
那一年，李建成28岁，李世民18岁，李元吉14岁。
李渊当时交给李建成的任务是：带着李元吉留守河东，笼络人心，结交天下豪杰。
河东位于太原和关中之间，是李渊的根据地，也是军事要地。李渊显然不放心其他人，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长子。
李建成这个任务完成得如何，在正史他的列传中并没有记载。但《旧唐书·高祖纪》中漏出了一句话，说是李渊起兵后要渡河，
“河东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
老百姓的热情如此高涨，应该和李建成之前做的工作也脱不开关系。
也正是在那一年，李渊在太原正式起兵反隋。
在正式起兵前，李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静默期”，一方面是谋定而动，另一方面，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要等在河东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回来后再“造反”——河东当时还属于隋朝控制范围，李渊一旦起兵，他的家眷毫无疑问都会被抓起来杀头。
当时一直在身边力劝李渊不要顾虑太多，赶紧起兵的，是李世民。
但李渊坚决要等。
事实上，如果按《旧唐书》的说法，李渊在太原起兵，整个过程中最倚重的是李世民，李建成根本就没发挥作用。
但最终，李渊还是坚持等到了归来的李建成——即便是《旧唐书》，依旧留下了四个字来记录当时李渊的心情：
“高祖大喜。”
如果李建成对李渊毫无价值，不知父亲喜从何来？
而正如李渊当初担心的那样，他留在河东的另一个庶出的儿子李智云，就被隋军抓起来杀了。
如果当初李渊起兵时李建成还在河东，肯定也是这个下场。
3
和父亲会合后，李建成很快显示了自己的价值。
李渊起兵后的第一场硬仗，是攻取阻碍他西进长安的要塞：西河城。
这一仗，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起指挥的。
当时他们找来的义兵，大多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军纪也堪忧。为此，李建成花费了大量心血设立军法，严明军纪。比如百姓种在道路两旁的瓜果，李建成规定必须要付了钱才能吃，而他自己也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把自己的食物和美酒分给将士们一起分享。
在西河城下，面对城内唯一不肯投降的县丞高德儒，李建成亲自领兵上阵，生擒对方后斩首。从出兵到凯旋，李建成一共只花了九天时间。李渊对此高度评价：
“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这段关于李建成的历史，在新旧《唐书》并未出现——攻克西河城，全是李世民一人的功劳。
另一场硬仗，是攻克霍邑。
霍邑的守将是当时的隋朝骁将宋老生，李渊非常担心这个人会死守不出。但李建成给出了他的分析：宋老生虽然勇猛，但出身卑微，城府不深。
于是，李渊采纳了李建成的计策：由大郎（李建成）和二郎（李世民）各只率几十骑在霍邑城前诱敌。立功心切的宋老生果然按捺不住，兵分两路，出城抢功，结果正中李渊的埋伏，宋老生被斩杀，霍邑城破。
但按《旧唐书》的记载，这一战，李渊被宋老生击败，李建成惊恐落马，关键时刻是李世民拍马赶到，逆风翻盘。
公元617年11月，李渊与李建成、李世民在长安城下汇合。此时羽翼已成的李渊集团已经拥兵二十余万，没多久，就攻入了长安城。
而从太原起兵到入主长安，作为长子的李建成其实一直是主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但在新旧《唐书》以及后来以此为基础编撰的《资治通鉴》中，他的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把他的这些点滴记录下来并留存于世的人，叫温大雅。
温大雅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本身就是一位史学家，而在李渊起兵的过程中，他一直担任李渊身边的机要秘书。从李渊太原起兵到之后称帝，整整357天里发生的事，都被温大雅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编成了三卷本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建成的这些事迹，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的。
而温大雅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李世民的重要谋臣。他一直是李世民阵营的人，深受信任，后来还被李世民封为礼部尚书。
李建成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些点滴，是通过竞争对手阵营中一个人的记录才留下来的。
而从逻辑关系上来说：
敌对阵营的人记录对手的好人好事，可信度反而是大大提高的。
4
公元618年7月，李渊在长安称帝，立国号为“唐”。
不久之后，李建成就被册立为太子。
成为太子之后，李建成承担的工作立刻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以“接班人”的身份，已经不适合再出去东征西讨了。事实上，如果他作为太子再不断获得军功树立威望，很容易“功高震爹”——这也是李渊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李建成的职责变成了留在李渊的身边处理日常政务，熟悉工作流程——这也是正常的，毕竟要为接班做准备。
而为李唐打天下的担子，就落到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没有一个史学家会否认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但谁都知道：
一个渐渐隐入幕后的太子东宫集团，和一个不断开疆拓土的秦王军事集团，迟早会爆发矛盾的：
一个认为自己身份正统，一个认为自己打下江山。
而更诱发矛盾的是，即便抛开继承身份不说，只论军事指挥才能，李建成未必如后来留在史书上记载得那么糟糕。
公元621年，刘黑闼起兵造反。
刘黑闼原本隶属另一支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窦建德被唐军击败后，刘黑闼召集旧部，再度起兵。
这场平叛战役，一开始是李世民率军去讨伐的。李世民一上来就下了狠手：对俘虏的对方大小将领统统杀死示众，想投降都不接受。残酷的高压政策使得刘黑闼集团拼死反抗，最终李世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勉强镇压了叛乱。
但就在李世民班师回朝没多久，并不服气的刘黑闼再度起兵造反。
这一次，出征的是李建成。
李建成采取的方式和李世民截然相反：一切以宽大为主，抓到的俘虏都遣送回乡，这一招立刻使得刘黑闼集团核心土崩瓦解，没多久，刘黑闼就众叛亲离，本人被活捉了——从李建成出兵到奏凯，前后一共两个月时间。
按照《资治通鉴》给出的解释，那是因为刘黑闼集团一开始就已经被李世民打残了，后面是苟延残喘，被李建成捡了一个大便宜。
但恰恰是《旧唐书·刘黑闼传》，真实记录了当时借来突厥兵的刘黑闼，二次起兵时的声势和实力：
瀛洲刺史马匡武城破被杀；贝州刺史许善护全军覆没；淮阳王李道玄战死，原国公史万宝大败溃逃，沧州刺史程大买、庐江王李瑗弃城逃走……
这哪里是苟延残喘？哪里能捡到便宜？
当然，这次李建成的“太子亲征”即便不能证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有多优秀，至少也能证明一点：
在声誉日隆的秦王集团影响之下，东宫集团也开始有压力了。
不过，李建成想的还只是证明自己。
他相信父亲李渊，相信继承制度，应该，也相信自己的弟弟。
5
公元626年，一场戏剧般的酒宴，成为了两大集团爆发的一根导火索。
按《资治通鉴》记载，那是六月末的一天，太子李建成邀请弟弟李世民前往东宫饮酒。李建成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饮酒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赶紧找了个理由，被人扶回了自己府中。
这被认为是李世民忍无可忍，在三天后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动因。
但站在李建成的角度，这只能是一个糟糕的假设。
首先，从逻辑来说，自己邀请弟弟到家里喝酒，喝出事情，自己罪责难逃，百口莫辩，谁会犯这样的傻？
其次，即便退一万步，杀意已定，太子集团会疏忽到上一壶毒不死人的毒酒？还能让人被扶回去？退一万零一步，下毒已代表正式撕破脸皮，一旦发现毒酒没有当场奏效，难道不会埋伏甲士，当场擒而杀之？
李建成也是一路拼杀过来的，绝非深居宫中的毛孩，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李建成其实并没有这个动机。
在当时，李渊对李世民的喜欢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尤其对李世民以洛阳为基地拓展培植自己的势力感到不满。李渊曾对宰相裴寂说过：
“我这个儿子带兵久了，养成了专制的习惯，已经不是我当年的儿子了。”
为此，李渊开始不断瓦解李世民的兵权，分散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里，还赶走了李世民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
所以作为李建成，他的太子地位其实是相当稳固的，他拥有正统的名分，他需要的只是时间。
而有“拼一把”动机的，反而是李世民。
李世民确实声望正隆，也确实兵强马壮，但他缺的恰恰是名分：作为次子，如果坐视时间流逝，那么一切的结果将不可逆转。
于是，就在《资治通鉴》记录的那场“鸿门宴”之后三天，李世民决定摊牌。
别忘了，就在三天前，他可是“吐血数升”的。
6
时间再次回到公元626年的7月2日清晨，玄武门内。
按照《旧唐书》的说法：
当时李世民“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而“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新唐书》此段的记载除有几个无关紧要的字出入外，几乎分毫不差，《资治通鉴》亦然）。
而这其实从字面上就看得出矛盾：
李世民既然是“自卫”，那为什么李建成他们会觉得情况不对，掉头就跑？且既然是自卫，李世民为什么还要追上去呢？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即便站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立场，用最平淡的口吻叙述，依旧能品味出当时这场事变的血腥与惨烈：
知道无路可退的李元吉率先动手，张弓搭箭去射李世民，却因为紧张，连拉三次弓都没成功。随后李世民出手了——他第一箭射的不是李元吉，而是李建成。
一箭封喉。
此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敬德率领70多名骑兵赶到，他一箭就射中了李元吉的坐骑，但与此同时，驰骋疆场的李世民似乎也无法驾驭好自己的战马——他的马受到了惊吓，挂到了树枝，把他从马上甩了下来。
不远处刚摔下马的李元吉双眼发红，冲上去就用弓弦去勒李世民的脖子，一旁赶到的尉迟敬德又是一箭，一举射杀了李元吉。
此时，玄武门外也是嘈杂一片：得到消息的李建成的东宫和李元吉的齐王府，纠集了2000多精锐将士赶到，要杀入救主。
但轮值的玄武门守将常何——也就是李建成信赖的旧部——已被李世民事先买通了。
紧闭大门的玄武门城墙下，随即发生了血战。眼看守军即将不敌，又是尉迟敬德，提着刚刚割下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赶到。
攻城的部队一看到自家主人已死，悲鸣声四起，立刻溃散。
而此时，李世民知道，必须一不做二不休了。
他派尉迟敬德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到了李渊面前。
面对杀气腾腾的士兵，见惯大阵仗的李渊一时竟也不知所措，惊问：
“今天谁在作乱啊？”
早已有台词脚本的尉迟敬德回答：
“是太子和齐王在作乱，秦王李世民已经带兵把他们剿灭了。怕惊动了陛下，所以让我带兵来保卫。”
而身边的大臣萧瑀、陈叔达不失时机地进言：
“李建成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又没有才能，还嫉妒秦王李世民的才干，出此奸计。还好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何不借这个机会，把国家大事都全权委托给他吧！”
面对一群虎视眈眈盯着自己的将士，正史记载李渊是这么回答的：
“太好了！这也一直是我的心愿啊！””（“善！此亦吾之夙志也！”）
大局已定之后，李世民姗姗来迟，父子俩抱头痛哭。
眼泪擦干，李渊识趣地立刻写下诏书，立李世民为太子。
然后，李渊默许了新任太子立刻做的一件事：
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也是李渊自己的亲孙子——全部以谋反罪处死。
两个月后，刚刚才六十岁的李渊，说自己累了，要安享天年，宣布成为太上皇，把皇位让给新太子李世民。
李世民也不客气，遂登基称帝。
7
一晃，十年过去了。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了。
五个月后，唐太宗李世民忽然通知史官，说他要亲自查阅记录高祖皇帝李渊和他自己一言一行的《实录》。
按祖制，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皇帝绝不能在在世时看史官对他的记录，他一言一行的记录，只有在去世后才能被解封成书，永久保存。
史官骨头颇硬，拒绝了。
这是史官第一次正式拒绝唐太宗的要求，却不是后者的最后一次尝试。
七年后的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再一次提出要观看自己的《起居注》。
这个要求，被当时担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再次拒绝。
李世民的第三次“观史”要求，在贞观十七年提出。
那一年，宫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李世民原本已经立为太子的嫡长子李承乾感到地位受到了威胁，即便有“太子”的名分，依旧心下惴惴，最终酝酿起兵谋反，事情败露；李世民最喜欢的第四子李泰也蠢蠢欲动，表现出要成为太子的强烈欲望；无奈之下，李世民只能改立最小的儿子李治为新太子。
为什么原本定好的嫡长子继承制，似乎成了一张废纸？
这个问题，李世民应该也是拷问过自己内心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44岁的唐太宗找到了负责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再一次提出，要看自己的《起居注》。
房玄龄他们非常清楚，皇上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看记录自己的历史——确切地说，他们非常清楚皇上最关心的是哪一段历史。
房玄龄他们坚持不肯，但李世民这次动了真格，房玄龄眼看坚持无望，最终选择了屈从。
当房玄龄将已经修改和润色过的高祖和太宗实录各20卷交给李世民的时候，得来的却是一个依旧不满意的抱怨。李世民说：
“我当年那样做，是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定，造福万民。你们史官执笔的时候，干嘛不提这些？就应该好好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做记录嘛！”
心领神会的房玄龄，之后带着同僚们一起，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最终，交出了李世民满意的版本。
不出意外的话，现今无论《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关于李建成和玄武门之变的记录，都是基于李世民干预过后的版本写成的。司马光认唐太宗为正统，所以《资治通鉴》也沿袭了新旧《唐书》的记录和观点。
但光做这件事，唐太宗似乎还是不能完全获得内心的平静。
早在贞观二年，李世民就追封李建成为“息王”，“安息”的“息”。
而在贞观十六年，他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
重新承认哥哥李建成“皇太子”的身份，只是当初给他的谥号不变。
谥号是“隐”，隐藏的“隐”。
（本文完）
馒头说
2005年，考古学家在西安发掘了一处唐代陵墓，根据墓碑的碑文，专家确定，那是李建成的墓穴。
李建成的墓碑碑文很简单，简单到可以全文打在这里——一共只有55个字：
“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碑文一共只交代了该交代的基本元素，就结束了。
在唐代皇族的墓碑中，这么简短的文字，是非常罕见的。
但倒过来想一下：以当时的形势，还能多写什么呢？哪怕再加一字，恐怕需要反复斟酌。
按史料记载，李世民在安葬李建成的仪式上，哭得非常伤心。至于为什么伤心，是真伤心还是假伤心，我们现代人不好说。当时在场的，尤其亲身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那些臣子们，恐怕心里是有数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先生，在他的《葛剑雄读史——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段》中，专门有一篇，叫《玄武真相》。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专门提到：
“评判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用道德标准，而要根据他的全部功过。尤其是对帝王和政治领袖，主要看他对当时的社会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
尽管李世民是以残酷、卑劣的手段成为唐太宗的，但唐太宗的历史贡献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确实如此。
但每念及此，也总是难免有两个感慨。
一是，要得知历史全部细节的真相，除非发明时光机器，不然只能通过各种记载和逻辑关系交叉验证比对，努力去接近真相——说实话，万一李世民的口径就是真相呢？李建成就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呢？没有人敢拍胸脯打包票。
二是，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把时间轴拉长，可以看到每一时每一刻，都充满了各种变数。往往可能就是在一念之间，成功失败转换，主角配角易位。
这是历史的残酷，可能也是历史的魅力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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