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反思过于极端的阶级斗争学说，适当进行修补，适当肯定统治阶级客观上发生的作用。随后，80年代至90年代，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对革命史观造成冲击。90年代，美式现代化史观大行其道，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对阶级史观、革命史观造成巨大冲击。到2000年代，随着历史研究愈发专门化、具体化，以及后现代史学的兴起，阶级史观不断被否定。
虽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史观起源于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但现代化史观与阶级史观/革命史观的对立在中国革命中就已经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两种近代史书写。一种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与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
蒋廷黻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能否完成近代化。在这一脉络下，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他甚至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多是自上而下的。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说：“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此种观点与蒋廷黻的政治立场有密切的关系。金以林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在分析政学系时提到，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反对革命，主张专制建国，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因此被延揽入仕，担任驻苏联大使。因此，有学者认为，蒋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为国民政府鼓吹合法性的一本著作。现代化史观/近代化史观最早其实是国民党史观。
金以林的《蒋介石与政学系》一文，范文澜与胡绳则为共产党员，他们的著作则注重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压迫，认为历史上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对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代表人物持否定态度。对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观最凝练的表述则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阶级叙事的核心线索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
这种历史观主导下的历史研究在1949-1978年之间是史学界的主流。当时范文澜先生主持近代史所的工作，编纂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即使80年代以来，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史观遭到否定质疑，但今天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重要的成果，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资料搜集整理，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使人们对于近代中国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不再局限于从少数上层人物的活动去了解，不能非常具体地从社会方方面面立体进行考察。”
后来历史研究的理论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