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再度合作，一武一文，一掌军事委员会，一掌行政院。
他们上面有一个“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蒋介石掌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汪精卫掌行政院、负责内政外交，重点从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屈辱性交涉。
1、四头政治
一九三二年以前国民党政权以蒋汪胡三巨头关系的变化为转移，而实际支配全局者是蒋介石，蒋汪合组中央政府之后，胡汉民居于在野地位，南京政府形成了蒋汪双头政治。
不过财政部长宋子文，一九三三年一月就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也各有山头，企图自成系统，所以当时舆论界称南京政府为“四头政治”，并非无道理。
从形式上看，汪主政，蒋主军，宋主财政，孙科主持立法，各司其职，实际上四头明争暗斗。
不过，唯有主军的蒋介石才能指挥国民党的全局，形成四头政治一人独裁的局面。
蒋汪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变化，是南京政府内争的主要表现。
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之后，原想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把汪派势力发展起来，主掌全局，但手中无实权。
他的心里很矛盾，为了保住高位，不得不对蒋委曲从事，但又不甘心充当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争与蒋介石同等的地位。
蒋介石利用他的弱点，在国难深重之际拉他当行政院长，由汪充当对日外交的总经纪人与筹集浩繁军费的“后勤部长”，同时又设法抑制汪的权力过大。
在这种状况下，主政的汪精卫事事都要受到蒋介石的支配，汪又不甘居于仆从地位，以致使这位不怕“跳火坑”的汪精卫，仅仅当了十个月的行政院长便因矛盾重重而两次辞职，连续掀起政海风波。
2、弹劾与辞职
汪精卫上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对待淞沪抗战。
蒋介石把汪精卫推到台前，主持对日媾和，他则居于幕后，潜心策划剿共战争，统一军权。
上海停战协定告成，国人愤怒谴责汪精卫丧权辱国，违反法律程序，擅作主张等等、使汪受到上台以来第一次政治冲击。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正式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请惩戒行政院长汪案》，称上海停战协定乃“行政院不交立法院议决，速行签字，其为违法，彰甚明”，“呈请由中央最高监察机关依法办理”。
上海停战决策本蒋汪合谋，蒋为主谋。可是，汪一人受国人指骂，蒋则沉默，汪对蒋颇有怨恨之意。
于右任弹劾汪，固然出于爱国之心，蒋系人马添油加醋，更散布一些有损于汪派名声的谣传，则是别有用心。
当汪不仅受到舆论界的痛斥，又受到监察院的弹劾后，蒋介石才出来为汪解围。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讨论对汪的弹劾案时有人提出，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提案理由不充分，故不能成立。
三时，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蒋介石、汪精卫等出席，蒋介石主持会议。
张继等人联合提案，不仅认为：
“行政院依照中政会决议办理，手续并无不合，所请惩戒事应毋庸议”，而且指责于右任等“未把手续弄清即发表（弹劾案)，诸多不合”。
蒋介石也在会上说：
“本案手续上办理既无错误，当然不成问题。”
总算给汪精卫开脱了罪责。不过，于右任则认为人格受到污辱，因而怒气冲冲。
汪精卫认为蒋介石不早出来说话，是有意给他难堪，也对蒋不满。于是汪、于二人都向国民党中央提请辞职。
五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会，决议对二人慰留，此波方平。
3、蒋汪矛盾的根源
事隔两月，再起风波。其根源仍在于蒋汪之间的复杂斗争。
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六月赴湖北、江西剿共之后，名义上由汪精卫主持南京中央，实际上汪精卫只是个守门奴。
当时，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但党、政、军的大政方针在南京、洛阳决定不了，而要由武汉总司令部或庐山行营决定。
自从蒋介石离开南京后，掌握中央“全权”的汪精卫吃尽了苦头。行政院主管的内政、外交，没有蒋介石的同意行不通，汪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跑武汉，上庐山，还要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
这种状况使人们弄不清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在哪里。
汪精卫奔波了两个月之后，深感处处受制于蒋。
不过，汪也清楚蒋介石决不背抛弃他，于是他也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弱点，大掼乌纱帽，再次以辞职向蒋介石示威。
蒋介石坐镇牯岭，不断给汪精卫出难题。
剿共经费不断增加，向行政院要钱。汪精卫指令财政部筹集。部长宋子文长年坐守上海，汪要到上海与宋相商。
宋子文不能立即决定，还要到牯岭请示蒋介石，汪精卫只好跟着在上海、南京、牯岭、汉口之间飞来飞去，无形中汪精卫成了蒋介石的马弁。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已涂上一些抗日的色彩，作一点抵抗的姿态。
一九三二年三月，刚掌行政院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
但张学良答称他遵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
上海停战之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负责处理。
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
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
4、汪、张矛盾的背后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再想与其相商，张便称病进入医院。
汪精卫在北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
6月22日，汪南返经过济南，劝韩复榘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的允许也不敢应允。汪回到南京后为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
此时蒋介石催促军费甚急，汪飞沪晤宋，也不顺利。七月，热河告急的电报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议，但拿不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屡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
但汪所见到的仍然是告急的电报，而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
于是，汪精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七月二十二日发表通电：
“…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伤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
意在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又开北平政务会议，张群代表蒋介石参加了会议。
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
“本大会认为，长期御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至军事负责人员，在此国难期中，整理军政，责无旁贷，所有恢复失地，巩固国防诸端，自为全国军人之专责。
而华北军人负责尤重，更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协力，共谋捍卫，精诚团结，生死相依，以身许国，义无反顾。此次本大会全体委员倾诚会商之结果，决定按照上列两项方针，切实施行。’
此电驳斥了汪精卫二十二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汪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但蒋介石既不返宁，又不让汪上庐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默不表态。
汪认为这是蒋张在表演双簧，给自己难堪。于是，汪精卫于八月五日晚偕曾仲鸣、陈碧君、唐有壬赴沪。
六日晨，汪访晤宋子文，请他回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当天，汪精卫分别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等发了五份电报，提出辞职。
5、蒋介石的连环计
其中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词严厉，痛费张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巨款，搜刮民脂民青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五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坛顿起波涛。张学良挨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待工作，辞职下野。
国民党中央破例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召开第三十二次中央临时常会，决定通电挽留汪精卫，派居正、何应钦赴上海劝汪留职。
林森也从庐山赶到上海劝慰。蒋介石向汪致电称：
“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请即日返京，照常主持党务”。
一时之间，庐山、南京、上海、北平，使者往来如梭，张学良八日电汪，请求辞职。
汪立即电国民党中央称：
“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中央罢免本职，遴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所请，以为打破军人割据之发韧，同时并望中央允兆铭之请，罢免行政院长之职”。
他又向记者发表谈话，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称：
“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言军事则各自为政，无法指挥，财政则各省截留，仰屋兴叹。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沦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建议由何应钦或者朱培德接替张学良的职务，蔡元培或于右任接替自已的职务。
随后汪即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晤，宋子文无奈，于八月九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张学良不知所措，等待蒋介石定夺。此时蒋介石离不开汪，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蒋又不能抛弃张，但也要张听命于己，于是他便施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限制汪。
于是他首先设法留住汪。八月中旬，蒋向汪“诚恳”表示，请汪继续负政治责任，汪如坚持辞职，则与汪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
汪见此情，同意先回南京，八月十六日汪从上海返宁。
蒋介石通过蒋伯诚试探张学良所能接受的处置办法。
十六日，何应钦主持第五十六次行政院会议，称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十七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分会，张学良以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身份留在北平。
会后汪上庐山晤蒋，表示可留任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职，坚辞行政院长职，中央不准。最后决定汪、张的遗留问题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解决。
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了北平军分会委员，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八月二十日蒋汪由庐山分手，汪返宁，蒋赴武汉。
6、左右逢源的蒋介石
汪精卫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辞职，华北七十五名将领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共进退，经各方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
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作出决定，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
酿成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蒋介石。
张学良从东北易帜之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他误认为只有依靠蒋介石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命是从；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看来多方关怀，但因张重兵在握，又有反攻复土之心，恐难以驾驭，有碍于推行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一直在计议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
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顺风使舵：借汪之力压张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挫其锋芒。
他两边作好人：允张辞职，给汪出了一口气。张同意改组东北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标志东北军已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
可是蒋介石又把华北军事的主持权又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蒋介石给汪精卫很大面子，使汪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
但又对蒋介石明显袒护张学良的作法极为不满，为了观察蒋介石是否有诚意继续与他合作，于九月初躲进上海医院，又进莫干山，行踪诡秘，让蒋介石的人找不到他。
汪称病重，须出国疗养，向中央请假三个月，坚持辞职。
汪精卫的意图在于压蒋放弃对他的控制。可是蒋介石虽然仍要利用他，又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于是决定，不同意汪辞职，只给假三个月出国休养。
这样，汪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德国。
汪精卫掀起两场政治风波，与蒋介石暗斗，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可见蒋汪合作，徒有其名，蒋独操大权乃是实质。
宋子文手握财政大权，本想依靠上海财团的实力搞个宋氏小集团。但他夹在蒋汪之间，为筹饷而四处应付，也难维其艰。
更因他的税警团长王赓，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有“王赓献地图”的丑闻，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二年半徒刑而大失颜面，也一度提请辞职，蒋汪合流，孙科一时被排斥在南京政府之外，他便高揭“结束训政，立即实行宪政”的旗号，向蒋汪政府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另成系统，一时闹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无可奈何，向他暗示，可于四届三中全会允其任立法院长。可见宋、孙这两头势力，离开蒋介石的安排也难成事。
汪精卫上台时一些人对他尚抱希望。
可是，他的表现则令人大失所望。有人在杂志上写杂文，题为《追悼革命的汪精卫》，讽刺他没有骨气，台下台上判若两人。
冯玉祥则称汪精卫是蒋介石的传令兵”，“马弁式的行政院长”，“真是一妓女政客，可叹，可耻。”
而称蒋介石则谓：“独裁益具体了”，“国民党之委员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便是土豪劣绅”，他表示要辞掉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
李济深虽然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但他更关心抗日。他看穿了南京的西洋景，九月中旬请病假入上海医院，又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到香港，离职探寻救国之路。
7、孙科与蒋介石的合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当汪精卫决定出国“疗养”时，蒋邀汪联名是请国民党中央，召开四届三中全会。
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第四十四次中央常会决定，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召开四届三中全会。
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受到国人的普遍谴责。
日寇制造伪国，东北海关被接收，日寇绞杀东北义勇军，不断侵犯热河等等，南京政府除发表抗议、空喊口号外别无良策。
舆论界一致谴责的上海停战协定，汪精卫开始还极力为之辩护，后来被迫勉强承认“也不令人满意”，国联调查报告书被驳得体无完肤，南京政府不敢过多申辩。
外交上唯一值得称赞的事，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苏恢复了外交关系，说到内政，军人跋扈，特务横行，无人敢于问津，一直闹得连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深感不安。
宋庆龄、蔡元培等创立人权保障同盟，以实际行动与法西斯独裁统治作斗争。
孙科等一直呼吁实行宪政，促进抗日，而蒋介石则死抱住“攮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
汪精卫看到孙科对蒋介石发动的’宪政”攻势给蒋介石造成不少烦恼，索性出洋，让孙科与蒋相争。
出于这种考虑，他在出国前与蒋介石共同倡议召开四届三中全会。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一百余人出席。
为时一周的会议讨论了五十余件提案，但重要议案只有两件：
一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常会提出的《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案》，一为孙科等二十七人提出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的修正案。
孙科等三十余人的提案初稿尚有不少棱角，如指出对日外交的失败，国民党“难辞误国之咎”，“今日最重要待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要求中央“对外确立抗日方案，对内政治开诚布公”等等。
由于蒋介石向孙私通款曲，孙的提案几经修改，参加提案的人也减少一些，最后通过的提案已没有棱角，成了有利于蒋介石议案的补充案。
甚至蒋介石不便提出的内容在孙案中也写了进去，如孙案规定：“各地以不设政务委员会为原则，原有之政务委员会至事实上无必要时即行取消”，为蒋介石喊出了取消西南、北平两个政务委员会的呼声。
这表明孙科已改变原来在野时的立场，一转而与蒋介石共沉浮了。
三中全会决定孙科出任立法院长，蒋孙之间训政与宪政的争吵停止了。
但是由于全会没有改变对日本侵略的根本方针，引起冯玉祥、李济深等决心抗日的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
冯玉祥决心走抗日救国之路，李济深从香港再电中央；请辞本兼各职，声言要回广西老家“务农”。
两广方面因全会通过了要取消地方政务委员会的议案，与中央的隔阂愈深。
全会刚闭幕，粤省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邹鲁断然表示，西南政委会与西南执行部是四全大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会无权取消，三中全会此项决议对两广无效。
胡汉民主张，不管南京如何规定，西南政委会照常存在。由此，粤省中委与孙科间产生矛盾。
蒋介石原想拉孙科进入政府，可以统一国民党的步调，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国民党内分歧知故，“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如故。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