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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充分展现了从博丹到孟德斯鸠之间的时代是一个环境影响理论格外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理论参与了古人与今人谁更优越的争论，参与了关于法律和立法的理论、疾病与公共健康的概念，以及对习俗和国民性的解释。因此，人们对孟德斯鸠的兴趣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影响力，而不是他的原创性。孟德斯鸠机智的、警语式的句子只是重述了一些长久以来就为人所知的观念——尽管他利用了知识的进步（这与博丹形成鲜明对比，博丹是面向中世纪的）——但这一点在思想史上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孟德斯鸠转变了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写作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之从一种到当时为止仍满足于思考社会原因的道德哲学，成为一种必须思考道德因素对自然因素之关系的哲学。即便我们判定孟德斯鸠持有教条的决定论（这个判定，如果我们只看《论法的精神》第十四到十八章，是很容易作出的，但是将这本书看作一个整体时就要困难一些了），他的著作仍然标志了社会科学史前史的一个转向点，铺开了一条最终通向人文地理学的路径。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博丹与孟德斯鸠之间时代的学者，除了杜博之外，都以或多或少随意和偶然的方式使用了气候论，而在孟德斯鸠的著作和那些显示了孟德斯鸠影响的作品中，自然因素则牢固地盘踞在普遍的理论体系之中。
进一步而言，孟德斯鸠观点的各个来源能引起我们不同寻常的兴趣，杜博观点的来源也是一样，因为这些内容揭示了建造道德哲学大厦所用的诸多砖瓦，展现了未来社会科学的基质。孟德斯鸠、布丰和赫尔德的作品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代表了比个人思想更多的东西，却又比百科全书更为个体化和私人化；它们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宝库。
十八世纪稍后时期，孟德斯鸠被当作自然因素对道德因素之关系的权威加以引述，正如布丰作为自然史的权威被人引用一样，但是这种地位并非一下子就达到的。很多同时代有名望的传统知识分子代表在读到孟德斯鸠著作的时候怀有对抗情绪，这些人没有兴趣去发现自然环境与人们在其中生活、形成国家、制定法律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即便这部著作作为整体，不像单独的气候著作将人类与自然环境连结得那样紧密，但孟德斯鸠也说过：“气候王国是所有的王国中第一位的、最有力的王国。”法理学的学者们不喜欢看到法律被一直上溯到气温，哲学家则认为它不过是宿命论唯物主义的喧嚣复兴而加以反对。迎接这一著作的还有普遍的嘲笑、对其新奇性的惊异，乃至困惑。
从宗教方面对这本书有许多攻击，其中最尖锐的据信是来自方丹·德·拉·罗什（Fontaine de la Roche）神父，发表在一份詹森教派期刊《牧师通讯》（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上。这一批评觉察到了痴迷于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相对）和气候论对教会构成的威胁。作者的结论是，孟德斯鸠这部著作的意思是在显示，宗教必须让它自己适应于不同民族的习俗（moeurs）、惯例和风气，不管这些习俗、惯例和风气是什么，并且宗教更多地取决于气候与政体（l’etat politique）。这一著作因此从根本上违反了启示宗教（天启教）。
孟德斯鸠一般思想与主要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呢？首先，孟德斯鸠显然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气候的段落颇为了解，他的著作像托马斯·阿奎那和博丹的著作一样，属于一种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法律篇》的类型：一个立法者或曰制法者在为他的人民建立法律之前，应当了解他们的本质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状况。
约瑟夫·德迪厄在1909年说，孟德斯鸠气候论作品的主题来源于约翰·阿巴思诺特的《关于空气对人体的效应》。德迪厄的证据是，阿巴思诺特的生理学理论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十四章第2节的理论惊人地相似，而后者是孟德斯鸠思想的科学基础。在1929年，缪里尔·多兹（Muriel Dodds）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格外有趣之处在于，它清楚地说明了那些呆在家里的哲学家如何利用别人的远航与旅行经历），书中提到夏尔丹对孟德斯鸠气候理论的构成上有着根本的影响。
那么孟德斯鸠的两位著名的先驱者——希波克拉底和博丹又处于什么位置呢？这个问题现在也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回答。在1721年到1748年之间，人们对希波克拉底的兴趣有一次显著的复苏，与这种兴趣相联结的是普通医学，但特别是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染病与温度急速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空气对传染病的影响。
现在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在他的图书馆里有《空气、水、处所》的简短摘要，他有博丹的《历史的方法》一书并“在第五章的页边空白部分亲笔批注。”
孟德斯鸠的气候理论也萌芽于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调和法国法律的不同来源（罗马法、教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习惯、王室法令等等），要求对历史、习俗和传统的重要性予以注意。人们要如何去解释对生活在多样气候下的陌生民族多姿多彩的描述？要如何理解疾病和最有利健康的环境？孟德斯鸠阅读并依赖的那些旅行见闻，通常都是由见多识广而有才华的人写作的，比如约翰·夏尔丹、杜·哈尔德（du Halde）神父和恩格尔伯特·肯普弗（Engellbert Kaempfer）。不过无论如何，孟德斯鸠保持着自古典时代起所有作者所作出的基本假设：（1）气候（对他来说，这基本上就是随纬度产生的温度变化）影响人体的物理状态（其形式为神经和血管的收缩或舒张，以及血液循环）；（2）这种物理影响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精神状况（热烈的激情、爱、勇敢和怯懦）；（3）这些假设的个人精神效应也适用于民族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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