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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博士生来说，导师可以说是学术生涯的领路人，除了言传身教之外，导师自身的发展对学生有着巨大的示范效应——从导师的经历中，学生对学术圈有了最初的认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热于助人的好导师，成为他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但同时也并不走运，“不幸”成为他的关门弟子——我的导师没有获得终身教职，从而离开了学术圏。
我和导师C第一次见面是九年前的一个下午。当时在普通大学即将完成教育学硕士的我萌发了在名校读博的想法，于是尝试着给同城MG大学教育学院的许多教授发邮件，谈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计划，看看是否有录取的可能——C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系（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挂在教育学院下面，尽管图情与教育并没有太多的交集。C的回复是最快的也是最热情的，直接约我去他办公室聊聊，而那短短一两个小时就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当时C刚刚入职半年，有了自己的经费项目，正准备开始招博士生。他的研究方向介于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和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之间，希望通过图书馆搜索关键词（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的可视化提高搜索准确性；而我在硕士期间做过一些主题词图谱（Topic Map）促进信息检索的研究，于是一拍即合，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其实，C获得这个助理教授职位有点意外。他也算是我的“师兄”，是我们系2010年毕业的博士。根据MG大学的传统，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是不能留校任职的，即使是在外面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回母校任职也不容易——院系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个“自己人”是唯一的最佳人选。C毕业后去了威斯康星大学做博士后，还不到一年我们系的一位老教授退休了，空出一个终身教职，C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申请了这个职位。虽然系主任F对他一直很赏识，但在Searching Committee的投票中他仅排名第二；不过幸运的是Searching Committee选中的人拒绝了MG大学的Offer——这也是北美大学终身职位招聘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个比较牛的候选人可能同时拿下几个大学的Offer，她或他最后选择一个而拒绝其它学校，一些急于用人的学校会直接将Offer转给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而不着急的学校则会在第二年重新招人。我们系当时应该属于第一种情况，在系主任F的鼎力相助下，C最后拿到了这个职位。C当时也拿到了位于渥太华的另外一所大学的Offer，但当在MG大学任教的机会出现在面前时，他毫不犹豫接受了。
入职后的C迎来了他学术生涯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间，博士期间的两篇论文发在了JASIST上，而在加拿大社科基金和魁北克省社科基金的申请中连中两元，在第一年的系里考核中他还拿到了最多的一笔奖金——这类似于国内的科研奖励，不过金额却只有几千加元，来源于系里科研经费的结余。有了项目和经费，他在第二年一口气招入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博士生，一下比肩了许多副教授。另外，因为系主任F的赏识，C没有像其他新进助理教授一样开一门新课，谁也没想到，这会在几年后成为他终身教职评估报告中的负面评价。
C是一个典型的魁北克法裔，为人热情耐心，非常Nice，生活节奏不紧不慢，学校工作和个人生活绝对分得两清，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手机号码，因为他认为所有工作事务通过邮件联系就行了，所以别指望他会“秒回”你的邮件，尤其是在节假日或非工作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学生的要求，即使是系主任找他也是这样。有一次，另外一个教授要求我在节假日加班，他知道后还专门告诉我“下次要说No’。
C和我年纪相仿，为人耿直，说话直接，但从来与学生平等相处，没有架子。他一直强调加拿大博士教育与美国的不同——美国导师和博士关系就是雇佣关系，博士必须在导师的研究方向下做研究，而加拿大博士生导师是帮助博士做自己的研究——虽然一直不知道这一说法的由来，但他确实一直是这样做的。从申请入学的PhD Proposal开始，每篇论文或申请书他都会帮我精心修改，从结构到语法，尽管英语也不是他的母语。当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他总能帮我找到解决方法，并顺便对Academia的形形色色给我来一次普及教育。虽然我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但他仍然坚持从他的经费里给我发放津贴。钱不多，但很暖心。
在第一学期的博士课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科学计量学并逐渐产生兴趣，于是在博二时有了转换研究方向的想法，并含蓄地向他试探——对博士生导师来说，招入一名博士生就是一个科研的劳动力，学生更换研究方向相当于要另谋高就，是十分忌讳的事。但C的态度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早就注意到我对科学计量学的兴趣，他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他让我不要担心他的态度，只是自己考虑清楚，如果确定要换他会帮我找一个Co-supervisor。当我作出最后的选择后，他说到做到，真帮我找到他当年的博士同学——科学计量学的大牛V，成为我的Co-supervisor。直到现在我想到这些还有一点内疚，毕竟，从博二起就就没有再参与C的科研项目（其实博一因为有课也没干多少活），这肯定不是他招我时所期待的。即使我转换了研究方向，C对我仍然一如既往，也没有停掉我的津贴。当我自己申请到研究经费后，主动向他要求停的时候，他还很意外地表示，居然有博士生不要导师的津贴。
在教学上C是一个好老师，讲课风趣生动，备课一丝不苛，许多学生为之倾倒——他现在的女友就是原来我们系的硕士生（两人确定关系在学生毕业之后，所以还真不算师生恋），每学期的教学评估也是名列前茅。但在科研上他却有点“懒”了，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太放松了。在博一时，我们三个博士生每两周都和他有一次meeting，但考虑到我们第一年有课，一直到学期结束的暑假才正式开始他的科研项目。与其他导师不同，在每一次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总是先征求我们的意见——如果你觉得安排的任务不合适可以选择不接受，他再给你安排其它的任务——他给学生解除了压力，却让整个项目的节奏慢了下来。虽然我在博二后就没有再参与他的科研项目了（由一名比我晚一届的博士生顶替），但他的这个项目一直到我毕业都没有完成，这可能也为他最后终身教职评估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许是性格原因，C在工作上从来就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人，任何事情都要提前预约，周末和节假日绝不加班，所有事情的进展都快不起来，比如我们合作的一篇发表在JOI上的论文，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录用花了整整三年时间。C说他愿意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愿意像许多教授那样只做容易获得项目的研究；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也不喜欢四处参加学术会议……也许他不是那种喜欢科研的人，但在我们系里真正擅长科研的教授真不多（别看我们系是北美目前这一学科历史最久的系）。有几年，我们系发表论文最多的人竟然是作为博士生的我。
MG大学的终身教职评估要求终身教职候选人在科研、教学和管理三项中有两项表现优秀才能通过（实际评估中，科研必须是优秀），候选人可以获得十年评估期，助理教授的合同是三年一签，所以理论上终身教职候选人有三次评估的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人会在第一个三年里获得终身教职，常见的情况是三年后一切正常再续约三年，而在第六年正式申请终身教职评估。如果评估成功则晋升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如果失败也很少有院系愿意再给你三年时间，而直接要求你另谋高就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会多给你一年合同作为缓冲（实际上是白给你一年薪水），让你有时间寻找下家。当然，也有候选人在第一个三年就另谋高就的，比如我们系在我入学前有一名北卡毕业的美国助理教授N刚刚离职——也许是在加拿大水土不服，她在入职后两年里除了教学外，没有发表任何论文也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系主任F找她谈话，直接挑明不会再给她续约三年了，让她另谋高就。这其实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因为在北美终身教职评估期内有许多人因个人或家庭的原因“跳槽”，他们在新的学校重新开始终身教职评估，而不会被贴上“终身教职评估失败”的标签，N后来回美国找到另外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最终也获得了终身教职。但如果你是在正式的终身教职评估中没有通过，那么这个“失败”的记录会让你在学术圈难以立足。当然，哈佛、MIT这些顶尖大学例外，他们的助理教授大多数是无法直接晋升副教授的，却可以在其它大学获得副教授职位拿到终身教职，然后再找机会重新回炉实现＂曲线救国＂。
在第一个三年评估期后，C毫无悬念地获得了一份新的三年合同，但随后的一个人事变动为他的未来埋下了伏笔——已经任职超过十年的系主任F晋升为MG大学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而接替系主任位置的是副教授K。K是土耳其后裔，聊天时曾说过自己来自东方，喜欢东方的管理风格，与原来F的风格南辕北辙。F的风格非常Open，所有事情都在每两周的系里例会上通报大家，并允许大家进行民主讨论，即使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也会尊重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而K更像东方国家的领导，许多事情有了结果才告诉大家，每两周一次的例会变成了每两月一次，而在会议上她并不喜欢不同意见。C显然不适应K的风格，耿直的他仍然像F在任时那样畅所欲言，有几次在会议上不给K面子，弄得大家很不愉快。我曾提醒他是否应该更“尊重”系主任，但他却不以为然。
‘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加拿大大学一个系主任的权力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但K却将权力用到了极致。第一个走人的是办公室助理L。L是我们系毕业的硕士生，也是因为F的欣赏而留在系里负责网站及各种媒体推广。根据教师工会与学校的协议，已经任职近三年的她就差几个月就可转为终身职位（Permanent Position），但K以不需要这个职位为由，硬是没有跟她续约，她合同结束不得不离开。一年后，K向学校重新申请了一个类似的职位，而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当然是她欣赏的人。我不知道此时C是否已经成为K的下一个清算对象，但两人的不对付已经显露无疑。恰好此时C正陷入失恋之中，他与多年的女友分手了，而在这段时间，他的精神状态明显不佳，虽然上课尚能保证，但科研则完全停了下来，除了与我合作的几篇论文外（我是一作他是通讯），并没有其它论文发表——在终身教职评估即将来到时，他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终于到了终身教职评估的时间了，找到了新女友的C似乎振作了不少，并破天荒地去丹麦参加了ASIS&T年会——他当然是带着任务去的，因为常年不参加各种学术会议，C需要重新在学术圈Social一下，寻找为他终身教职评估的潜在外审专家。终身教职的评估与博士论文评审类似，都需要院系成立一个评估委员会对其申请进行同行评议，与此同时申请还会送给外审专家，外审的意见将被包括在评估委员会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在实际操作中，找到一个对你的科研工作有一定了解且没有利益关系（不能有过科研合作）的外审专家并不容易，你需要经常出席学术会议以建立一定的人脉，并对潜在的外审专家有所了解，以避免错误地找到比较苛刻的外审专家。现在看来，C当时有点临时抱佛脚的味道，最后运气不好，外审专家里有一位有点Mean。
根据学校的规定，终身教职评估委员会应由三人组成，由系主任牵头，另外两人也应该由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担任。当C的评估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他当时就眉头一皱——除了K之外委员会另外两人分别是副教授J和E，用C自己的话说，是“三个和他不对付的人”来评估他。按照终身教职评估的规定，候选人可以对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提出异议，比如，可以排除对自己有偏见的人选。虽然C已经预计到评估的过程会有些艰难，但他当时对评估结果很有信心，毕竟在我们系的历史上还没有评估失败的例子，而比他早入职半年的一个助理教授D刚刚通过评估，D的科研成果和他不相上下，所以他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
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博士学习的最后阶段，在家里为完成论文初稿加班加点，与C的见面也没以前多了。突然有一天，C通过邮件问我，我和他曾经合作发表论文的期刊JELIS是不是同行评议期刊，因为评估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对此有疑问，他问我是否能咨询一下期刊主编。其实，JELIS就是我们学科的图情教育协会ALISE的期刊，虽然没有被Web of Science收录，但肯定是同行评议期刊。我给JELIS主编的邮件得到了很不客气的回复，意思是贵系也是协会会员，怎么会问出这么傻的问题。现在回头看，那篇JELIS的文章C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讯作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第四作者，评估委员会都质疑到这了，其实就是故意挑刺了。
C想到了评估过程的艰难，但没有猜到评估的结果。虽然评估报告中的推荐意见是授予C终身教职，但却写下了许多负面的评语，比如科研成果不足、教学上没能突破，除此之外，外审的意见也不是很好。既然推荐意见是授予终身教职，负面意见就权当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了。不幸的是，这却成为了整个评估报告的硬伤。收到评估报告的文学学院将报告退回到系里，要求评估委员会就推荐意见和评语的不一致作出解释——即如此负面的评语是怎么得到评估通过的推荐意见的。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评估委员会对负面语言稍作修改，或解释一下这些评语只是对以后工作的建议，可能文学学院就会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报告中的推荐意见。但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性格使然，作为评估委员会主任的K却拒绝对报告作出任何更改。这一自相矛盾的评估报告的推荐结果最后被文学学院拒绝了——终身教职评估失败。
这个结果当时在整个系里引起了轰动，毕竟是系史上第一例，尤其震惊了在C后面一年入职的两位助理教授I和M，因为正在准备评估的他俩科研成果还不如C。这时K为了稳定军心还专门找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谈了话，意思无非是终身教职评估出现失败的结果在学术圈是常见的，她也对此表示遗憾，并保证不会影响我的毕业（我当时就差论文答辩了），我也就这样“被动”地成为了C的关门弟子——因为K已经为同门另外两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换导师了。
根据MG大学的规定，评估失败的人可以就评估结果进行申诉，学校必须成立一个申诉受理委员会对此进行受理并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后申诉受理委员会将决定申诉是否成功。申诉成功并不意味着新的评估意见（通过），而只是让原来的评估意见（不通过）无效。学校将重新成立一个评估委员会再次对终身教职候选人进行评估，原有评估委员会成员不能出现在新的委员会中，新的委员会将在MG大学其它院系中挑选委员。
没有退路的C当然选择了申诉，他告诉我E在终身教职评估中也是经过申诉才过关的，而历史纪录显示申诉成功的可能性是50%，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的。C的申诉使得MG大学不得不将他即将到期的合同延长了一年，在申诉乃至可能的二次评估结果出来前，C仍然是这里的助理教授，虽然他根本没心情继续科研和教学了。在评估结果出来后，C也曾愤怒地去过K的办公室，但他也只是用言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并告诉K在最终结果出来前他要长期休假，不要给他安排教学任务。心中有愧的K也没说什么，就这样C在MG大学的最后一年基本上就没进过几次办公室。
因为答辩的需要，在这期间我见过C一次，他也悄悄地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个人物品，虽然申诉还在进行中，他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那次见面除了谈博士论文，谈得最多的是他对这次终身教职评估的反思。他一直认为同行评议应该客观公正，不应将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夹杂其中，但现在才发现个人关系的好坏成为了同行评议中的决定性因素。
C还和我分享了一些发生在我们系的类似故事。比如，我们学科的一位大牛W在许多年前曾申请过我们系的助理教授职位，他的简历无懈可击，要项目有项目、要论文有论文，但最后被拒的原因却十分可笑，因为面试时没有打领带而被E认为不够职业；几年前我们系还曾招过一个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位，另外一所美国大学的系主任H前来申请，已经是正教授的她因为是魁北克法裔而愿意自降身价落叶归根，当所有人都觉得她获得这个职位已经毫无悬念时，她却意外的没有得到，原因是J认为她性格太强不好与同事相处，其实是因为H和J的研究方向有许多重合，J并不希望有一位这么强的同事成为她未来申请项目的竞争者。其实，许多时候同事之间的同行评议很微妙，许多人不喜欢能力很强且与自己研究方向类似的同事（比如J），也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对付的同事，但更多的人因为没有利益冲突而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确实很难从最后的候选人中分出高下），对候选人没有明显的倾向而随波逐流，而这时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因此，那些圆滑平庸的候选人比有棱有角有能力的候选人更可能成为“幸存者”。有时候，同行评议过程会变成一个文人相轻的同行排斥过程，最后脱颖而出的往往不是能力最强的那个人。
虽然自己已经身处险境，C还在尽力帮助我完成答辩。在答辩前一个多月系里的秘书突然邮件通知我，说组成我博士论文的三篇论文没有发表，不能进行答辩。一下愣住了的我马上向C求救，这次C秒回了秘书，指出学校规定博士论文可以由三篇Publishable Manuscripts而不是三篇Published Manuscripts组成，秘书理解上的一词之差差点毁了我的论文答辩。已经不来学校的C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我来了一场模拟答辩，甚至在答辩前两天提醒我，要小心E在答辩上可能提出的刁钻问题，因为在以前的答辩中，E经常这样。最后，还真被C说准了。
说到E，她就是那种大学里刻薄不招人喜欢的教授，在学生里的口碑非常差，每个学期教学评估基本上都垫底，所以在她终身教职评估时也没有一次通过，好在申诉成功后二次评估勉强通过——这也为C进行申诉提供了信心。E获得过几个项目的资助，但却不愿意给她的学生发津贴，宁愿经费到期被学校收走。其实这位大姐也不缺钱，据说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她获得了一笔巨大的遗产，然后就开始混日子想着退休了，几次和学校商谈提前退休未果，最后直接甩手辞职走人了。说起来我运气还算不错，我答辩那天也是E在MG大学离职前的最后一天，所以虽然问了一些离谱的刁钻问题，但在最后委员会合议时没有再为难我，让我Minor revision过关了。博士论文的Minor revision和Major revision差别可大了，前者只需要修改后导师认可就行，后者则需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点头才行。有的同学就因为这个错过了毕业论文的截止日期而多读了一个学期。
虽然是我的母校，但还是不得不承认MG大学不是一个人情味浓的学校，博士答辩完没几天系里就开始催着我交办公室钥匙了，这样与C的见面更少了。两三个月后，在一封邮件中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的申诉成功了，他的终身教职申请将交由新的评估委员会重新评估。收到好消息的我马上回复他，我最近又发了一篇JASIST和一篇JOI（都是我第一作者他通讯作者），让他赶紧加到新的申请中。后来他回复我说不用了，因为二次评估的对象还是一年多之前的原始申请，加上原来的外审意见，不同的是更换了一批评委而已。
虽然赢来了二次评估的机会，但C的申请材料确实没有特别突出，外审评语也不够正面，虽然组建了新的评审委员会，但这些硬伤最终还是让他没通过，这一次的结果是终审结果。二次评估结果出炉时离C的合同结束只有四个月了，已经在学术圈时混了十来年的C不得不离开学术界，拿着自己十几年前做过数据库管理员的经历重新找工作。后来C告诉我，他没想到工作是这么难找，许多简历递出去就石沉大海，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做教授时与许多企业有过合作，但当你没有了教授身份想真正在企业找一份工作却不得不从HR开始通关，但对于许多职位来说，他博士加大学教授的简历太Over Qualify了。我因此明白了一个中年人被解聘意味着什么。
最后，C还是靠朋友在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里落下了脚，做回了数据库管理的老本行。我们约着在他公司附近的餐馆吃了一顿午餐，那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C告诉我，I和M的终身教职评估通过了，虽然他俩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项目还不如他，但因为为人谨慎小心，所以K没有为难他俩。显然，C对于自己未通过终身教职评估还没有释怀。在饭后等待结帐的时候，我问C，“你恨K吗？”。他回答我：“我不喜欢她，但我不恨她，这毕竟不是世界末日（It is not the end of world）。”
确实，这对C来说只是从头再来，但不是每个中年遭遇解聘时，都有勇气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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