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女真，
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在三百余年的岁月里，
他们参与过战乱与纷争，
他们见证了和合与交流，
把斑斓多彩的审美艺术融进辽阔的土地，
将异彩纷呈的建筑文化汇入宽广的血脉，
缔造出一座座巍然肃穆的塔寺神庙，
创作出一部部雄伟壮阔的旷世之制。
在继承开拓中，
能工巧匠们，
带着民族共同的信仰，
怀着祖先相同的使命，
走向更加遥远、生生不息的美好未来。
本期走进辽金建筑，
一览中华文化中多元、传承、创新的
价值符号。
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末的三百年间，中国正处于一个多民族政权对峙的历史时期。当时，代表汉族政权的宋、契丹族政权的辽、女真族政权的金、党项族政权的西夏，曾先后并存。辽、金相继雄起于中国北方，长期占据中国北部疆域，与两宋对峙。辽、金在与宋朝的和战相交中，不断吸收中原建筑技术，并且融入本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审美特征，开创了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辽金时期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在建筑装饰上折射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原文化相容相吸的特点。
01辽代建筑 雄伟壮阔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社会、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曾被历史学家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文明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柔和绚丽而富于变化。比起同期偏向秀丽纤巧的北宋建筑，辽代留存下来的建筑一般都有着简约明了、恢宏大气的基本特征，其风格继承和保留了更多晚唐北方的建筑基因。这是因为契丹原为游牧民族，文化相对落后，而唐朝开放包容的特质，为契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所以，自唐末起契丹就开始吸纳先进的汉族文化，逐渐强盛，并不断向南扩张。公元10世纪初，契丹入主中原，建立辽国。五代时得燕云十六州，进入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形成与北宋对峙的局面。因而，辽在保留本族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又继承糅合了大量唐文化以及相邻北宋、渤海和高丽文化的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
辽代的建筑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激荡和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此时的木构建筑渗透着粗犷豪放、古朴辽阔的气韵，用材偏大，斗拱雄健硕大，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曲线刚劲有力，细部手法简洁朴实，雕刻较少，给人端严庄重之感。如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
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模型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网络图）
辽代的建筑材料以砖、石、木为主，其中辽代佛塔多以砖石堆砌，以实心结构为主，多密檐式塔，楼阁式塔较少，且密檐式塔别具一格，外观多饰有屋檐、门窗、额枋、柱等仿木构建筑的形象，这与宋楼阁式砖石塔的仿木化异曲同工。塔身雕刻较多的佛教故事内容，沉淀着浓郁的佛教文化内涵。其中著名的有北京天宁寺塔、灵丘觉山寺塔、浑源圆觉寺塔等。而辽代的木构佛塔仅存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一例，它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最古老、最完整的楼阁式木塔。它不仅造型完美，而且技术先进，采用的筒体结构使其在经受过多次大地震后仍能岿然屹立，证明了当时中国建筑所达到的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
浑源圆觉寺塔
浑源圆觉寺塔（局部）
灵丘觉山寺塔（网络图）
灵丘觉山寺塔（局部）（网络图）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模型
辽代的砖石建筑除佛塔外，另一特色体现在辽墓的墓室平面上，除方形、六边形、八边形墓室外，还发现了圆形的墓室平面，这可能和契丹人居住的“穹庐”毡包有关。
02金代建筑 工巧柔丽
女真贵族统治下的金朝在占领中国北部地区之后，吸收宋、辽文化，并逐渐融合。在建筑方面，金朝统治者崇尚奢侈之风，并且征用大量汉族工匠，所以金式建筑既承袭辽国雄健宏阔的传统，又在建筑的装饰风格上更趋向于宋代富丽堂皇的样式，雕镂繁复细密，色彩鲜亮明快，形成了既与辽国建筑相似，又与宋代建筑接近的建筑风格。同时，金代建筑还展露着自身的风貌与特点，主要体现在：屋顶的式样多见九脊歇山式，翼角平直稍翘；屋瓦通常采用黄、绿、蓝、灰等颜色，以两色剪边、两边镶嵌式为主；门窗装饰更加多元，花纹精丽，富于动感；屋面坡度加大；采用更多的大跨度复梁；在宫殿周围和宫殿之间设计较多的回廊等。如大同善化寺普贤阁、朔州崇福寺弥陀殿、繁峙岩山寺文殊殿等，都是金代宫殿庙宇的经典代表。
大同善化寺普贤阁模型
朔州崇福寺弥陀殿（网络图）
金代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砖塔的总体轮廓趋于挺秀，多数为密檐式塔，采用因袭古制的建造手法，有平面方形、外形仿唐、建材和内部结构仿宋的砖塔，如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沁阳天宁寺三圣塔、三门峡宝轮寺舍利塔；也有八角形仿辽式的砖塔，如内蒙古宁城金塔。塔体的佛像雕饰没有辽塔多，但雕工更为精巧、细腻，呈现出更高的艺术水准。
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网络图）
内蒙古宁城金塔立面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2003年版）
金代的砖石建筑除砖塔外，还包括金代的砖石墓墓室。在宋代仿木构建筑的基础上，墓室结构更为复杂，雕刻更为华丽，出现了砖雕仿木构的基础上再加精致木装修的做法，同时加入大量的砖雕剔地突起花卉、动物、家具、建筑、墓主人图像等装饰，雕砖技巧大大超过北宋时期。
03异曲同工 成就非凡
辽承唐风，金随宋制，多民族、多风格的建筑共存，成为辽金时期建筑风格的特点。这些建筑既具有个例所特有的独特性，也具有整齐划一的共性特征，如建筑的基本布局、主体风格、建筑技法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特点：
（1）坐西朝东的建筑格局。这种布局体现了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尚东、贵日的习俗，例如大同的华严寺，北京的戒台寺、大觉寺，金上京（阿城）的皇帝寨、宝胜寺等。
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总平面图（坐西朝东）
（《柴泽俊古建筑文集》，1999年版）
（2）单体建筑平面中采用减柱造和移柱造的手法。减柱移柱法的运用不但增加了建筑内部的空间感和通透感，而且节约了建筑成本。这种调整内部空间的手法，在宋代《营造法式》中完全没有记载，在宋式建筑实例中也十分罕见，是辽金建筑的独特做法。据推测是由于辽金统治阶级崇尚礼佛，对佛殿及佛寺的空间追求广阔，于是建筑工匠采取了减柱法和移柱法以扩大佛坛前部的礼佛空间面积，且便于布列佛像。现存减柱做法最早遗构为辽宁省义县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的奉国寺大殿。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平面减柱造图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2003年版）
（3）斜拱的应用。斜拱是辽金建筑的一大创新，主要作用在于装饰和承挑出檐。不同于普通斗拱的出拱与梁枋成垂直方向，迄今为止在辽金遗构中发现了与立面成45度或60度的斜拱。如山西应县木塔斜拱、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斜拱、山西朔州崇福寺斜拱等。这种建筑构件作用简捷有效，在建筑立面较大的开间处，宋式建筑往往需要两朵补间铺作来支撑，而同等条件下辽金建筑只用一朵斜拱即可胜任。斜拱在宋式建筑中并未出现过，《营造法式》中也只字未提，并且除山西境内的一些地区外，这种形式的斗拱在辽金之后基本绝迹。由此可推知，斜拱是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住所中的某种成角度的支撑构件，并结合中原斗拱的技法而最终形成。随着建筑形式的变化，斜拱逐渐繁复化，装饰性越来越强，功能性愈加淡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与辽金两朝与游牧生活的渐渐疏远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金不断吞并北宋疆域，使得汉地建筑的影响愈发深刻，最终淘汰了这种民族特色的建筑构件。
山西朔州崇福寺斜拱 金代 （网络图）
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斜拱 金代
（《中国建筑艺术史（上）》，1999年版）
（4）另外，辽金建筑技术中许多细微的变迁，如插昂的渐渐推广、耍头形式的变化等，都是受宋式建筑影响的明证。所以，辽金建筑受宋式影响的演变过程事实上也是一部辽金王朝与宋王朝的技术交流史。
插昂、耍头示意图（网络图）
辽金建筑在我国古建筑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继承和发展前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自已的创新，对后世建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座座巧夺天工的辽金建筑，像一个个矗立在时间长河中的战士，历经风雨剥蚀，依旧巍然屹立，以伟岸挺拔的身姿，穷诸巧丽的艺术，诉说着古老而动人的故事，见证着人类超凡的智慧与精神力量。
资料来源：
[1] 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 柴泽俊：《柴泽俊古建筑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4] 萧默：《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