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抓住主证
在疾病众多的症状中，要善于辨别并抓住主症。主症主要是患者自觉最痛苦或是他觉最异常的症状，是患者疾病本质的外在表现，对于判断疾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主症再结合其他兼症，辨别疾病的性质，机转及所属脏腑，轻重缓急，然后选方用药。对此仲景在论述经方时作了很好的示范，常在条文中先列出主症，随后附上治疗方剂，有是症便用是方。余在临床上以桂枝汤治疗“自汗”，小青龙汤治“咳逆倚息不得卧”，桂枝麻黄各半汤治“身痒”，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治“腹胀满”等都获很好疗效。
2、把握病机:临床审症求因，准确地判断疾病的病因病机，然后合理选用经方，这是保证使用经方有效的重要途径。《伤寒论》以六经辩证为纲，把疾病划分为6个阶段，阐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兼症等关系，并将每经病作逐层分解，最后判定具体的方证。脏腑辩证是《金匮要略》的主要特点，根据脏腑病理变化所反应的症候，反过来判断疾病的病因病机，然后选方用药。运用仲景这些辩证方法及其他辩证方法，临床上只要符合经方所治证的病机的疾病，不论其有无仲景所论述之经方所治的主证，都可使用该方治疗。如《伤寒类方汇参》中以乌梅丸治疗肝寒胃虚，寒热错杂之腹痛饮冷，睾丸肿痛，癫顶痛等，余曾以此方治疗多例脾肾虚寒，寒热错杂之腰痛。
3、重视经方配伍特点:根据经方的药物组成，配伍，功用等特点，可以将其更灵活的运用于临床，而掌握经方的这些特点及经方中各种药物用量的比例是用方的前提。余曾治一六旬慢性肾盂肾炎女性患者，症见全身浮肿，小便不利，腰膝痠软，时恶寒，脉沉细。前医以金匮肾气丸改作汤剂，服药8剂未见明显效果。细思之认为选方用药无误，乃药物剂量比例没按经方规定。即将剂量比例改为:生地黄32g，山药，山茱萸各16g，茯苓，泽泻，牡丹皮各12g，桂枝，制附子各4g。服药3剂症状基本消失。
4、尊前人用方经验:自晋以来，历代医家应用经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分为3类:（1）根据仲景论述的病证使用经方，如许叔微根据《伤寒论》148条以小柴胡汤治疗“阳微解”（《类证普济本事方》卷九），曹颖甫以大承气汤治疗宿食下利（《经方实验录》）。（2）将经方灵活地运用于治疗仲景论述过的病证，曹颖甫以桂枝汤治疗脑疽（《经方实验录》），《张氏医通》中以黄连阿胶汤治疗热伤营血便红。（3）根据病证运用经方加减治疗，如吴鞠通以旋覆花汤加桃仁，紫苏子，川楝子，郁金等药治疗胁痛（《吴鞠通医案》）。
5、学习仲景经方加减法:仲景对经方加减的论述颇为严谨，主要表现为经方药味及其重量上的增减。其加减运用根据2条原则:一是根据疾病的症状变化，二是根据疾病的病机变化。前者如咳喘加厚朴，苦杏仁，渴加天花粉，胸闷去芍药等，后者如阳虚汗出加附子，阳明实解加芒硝，阳虚去芍药等。加减之法还表现在剂量轻重上的增减，如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值得重视的是，经方加减药味少，剂量严格，且疗效极佳。
6、辨病辨证相结合，进而合理选方用药，这在仲景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伤寒论》根据六经病的划分来确定疾病的大体范围。《金匮要略》则是根据类似的病因病机或相似或相连的症状来对疾病归类。我们可通过这两种方法进行辨病，在此基础上辨证，确定具体的病因病机，然后才能选方用药。如辨病属奔豚者进而应辨证确定其属肝郁化热上冲，抑或心阳不足寒气上逆，或心阳受损水气内停，然后才相应选用奔豚汤，或桂枝加桂汤，或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7、多方合用，更新治法: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病证，有时需要多个经方合用。在病情比较复杂，表现症状较多的时候，应辨明疾病所属范围，病因病机，轻重缓急，既要重视疾病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到疾病的次要方面有时又要注意到与此主要方面并列的另一主要方面。对此仲景提出了“并病”，“合病”等概念。在论治时常有必要主次兼顾或兼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证。如柴胡桂枝汤治疗太阳与少阳同病，吴鞠通以小承气汤合小陷胸汤治疗痰热壅盛兼有腑实之三焦俱急大热大渴之证（《温病条辨》），曹颖甫用当归赤小豆汤合大黄牡丹皮汤治肠痈出血较多者（《经方实验录》），余曾以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合五苓散治疗1例肝硬化腹水属脾虚气滞，水气内停者，或满意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