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绿瓦，云石匾额
驰骋方寸，笔落留痕
或俊逸清秀
或爽练端庄
或雍容典雅
一方方匾额
见证了中山大学百年历史变幻
凝聚不朽学人精神
“荣光堂”“爪哇堂”“十友堂”……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
康乐园中的匾额有许多
都由容庚先生题写
今年是中山大学的百年华诞
也是容庚先生诞辰130周年
透过匾额
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钟轻轻回转
踏着容庚先生足迹
一起探寻中大古文字学之学脉
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东莞城区旨亭街人。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文物鉴藏家，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大古文字学学科的重要开创者，他曾在此治学授业，与商承祚先生一起开启了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科的辉煌时代。
一部《金文编》
成就一代鸿儒
青年容庚
1917年中学毕业后，容庚就开始编写《金文编》，后于1922年夏天北上求学，途中携带《金文编》的稿本去拜谒罗振玉先生，得到他的赏识，罗氏遂把容庚推荐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容庚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和名师指点。1925年春，《金文编》写成，得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称赞，王国维为该书作序，书稿也被胡适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考虑到成本高昂和需求不大，最终未能顺利出版。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罗振玉对容庚施以援手，出资石印几百本，容庚晚年念其恩情道：“没有罗振玉，就没有我今日容庚。”《金文编》是容庚一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书中收集了许多商周到秦汉时期的文字，且开创性地收录图画文字，凭借此书，容庚在学界一举成名。
《金文编》初稿手稿
《〈金文编〉稿本》
王国维 赠容庚书1927年
尔后，容庚相继受聘为燕京大学讲师、教授，兼任《燕京学报》主编、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期间，他开始接触大量的古铜器，走上了青铜器研究收藏之路。1927年，容庚发表了第一篇系统研究青铜器的著作《殷周礼乐器考略》，此后十四年他专事研究商周青铜器，辛勤耕耘，寝馈其中，于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全书正文30余万字，图版近千幅，取材丰富、考证严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奠基之作，被西方人誉为“青铜器的《圣经》”。
《商周彝器通考》
（来源：东莞市莞城街道图书馆）
言传身教
治学锲而不舍
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容庚一直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56年，中山大学正式成立“古文字研究室”，容庚、商承祚二位教授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为古文字研究所留下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先后培养出曾宪通、陈炜湛、张振林、孙稚雏、陈永正、唐钰明、刘昭瑞等学者并留在中大，于古文字学阵地开一园桃李、领百粤风骚。
容庚（右）、商承祚（左）二老合影
容商二老与古文字研究室人员、研究生、古文字学培训班学员合影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于1955年考入中山大学，当年长期担任容庚先生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回忆自己第一次了解“古文字”概念的情景：“入学后第一个中秋节，大家和容庚先生一起过节，向他请教’古文字’的内涵，容先生回答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的祖宗用过而你们今天还不认得的字。’”容先生的话让曾宪通记忆犹新，这也是他踏入古文字学领域初始阶段的起点。
在曾宪通看来，在考释古文字方面，容庚与商承祚先生都注重实证并擅长对古文字字形的分析，“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从不脱离材料作出不合实际的推测，“这样踏实严谨的学风对我影响非常之深”。
容庚先生（左二）与商承祚先生（左一）
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伟武说：
《金文编》从着手编撰到陆续出版到第四版经历60余年，容庚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修订。容老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
”
陈伟武教授展示容庚先生编撰的《金文编》
（来源《容庚》纪录片摄制组）
容庚曾以“五不如”评价自己，“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然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长久坚持的精神，随着容庚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激励着他的学生们。曾宪通回忆道，在他刚随容庚先生读书时，有一次容先生布置学生临摹文字编，对自己说：“大匠予人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曾宪通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他谈到自己的作品《说繇》，“古陶文中有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在《季木藏陶》这本书中的几张拓片里经常出现，大家很熟悉，却都不知道这个怪字到底对应着现在的哪个字。发现这个怪字后，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先将《季木藏陶》中的材料进行了大的分类，然后去金文里寻找相同的字形和出现这个字的文例。通过对这个字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后，基本上解决了它的构形和源流问题，其实它就是’繇’字。”这就是读书读来的文章，这样的读书态度和方法就是来自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容先生以前经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做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做一千次。“容先生一生都在贯彻这种精神，这也是我后来克服困难的座右铭。”曾宪通感慨道。
曾宪通
一身风骨
收藏为国为民
2020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延期两次，实为罕见，容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5个展厅，300件展品，涵盖从学术到收藏等各方面，包括书画、篆刻、文献、手稿和书信等，为我们展现了容庚先生的大德、大爱与大艺。
容庚 篆书八言联 东莞市博物馆藏
容庚书法
容庚始终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物也是天下之公器”，收藏是为了学术研究，而“聚之不易，散又何难”。自1956年起，容庚向广州博物馆、广州美术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捐赠了大批青铜器、历代书画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等，其中不乏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越王剑、示鼎等国家一级文物。1980年，容庚又向中山大学图书馆捐赠金石文字、书画、古文字研究书籍、古籍善本、拓片等130多箱。去世后，他的亲属继承其遗志，更是将他的众多收藏捐赠给各机构。1998年，其家属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460个文物号；又捐赠一批文物文献、古籍资料给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
据不完全统计，容庚及其家属先后捐赠青铜器200余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套，古籍善本10000余套册，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1000余件，以及海量的著作手稿、刻本、抄本。其捐赠之精、数量之巨，令人惊叹，容庚及其后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容庚捐赠给国家的错金铜器“栾书缶”
东莞市莞城街道图书馆供图
容庚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最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者，在于容庚之爱国情怀，熔铸于学术，而且不论处境之顺逆。”容庚的学生陈炜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论容庚精神——为纪念容庚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而作》一文中如是写道。
旧中国时期，风雨飘零、积贫积弱，许多珍贵文物因列强的巧取豪夺而流失海外，见此，容庚发愤而著《海外吉金图录》，“首录流落日本之重要器物以昭告世人”。抗战时期，为守护收藏的大批国家文物，容庚甘愿留在沦陷的北平，并以一介学者之身，收藏了130多件（套）藏品。
同时，他积极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委员会，指导学生编写宣传品《九一八事变记》，又发起成立抗日十人团，联合十大教授宣传抗日，主编《火把》白话小报，奔走在抗日救亡的前线。就如陈炜湛说的那样，“他的爱国热诚，是举世公认，不容置疑的”。
《容庚北平日记》
容庚先生坚守民族大义，生活中更是竭诚待人，其性刚直、敢言而无畏。在陈炜湛看来，容庚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对于学生和后辈，他有教无类，有求必应；对于学术研究，他只论是非，不计利害。从政治到学术，从为人到为文，他始终坚持讲真话、讲实话，这种“独行特立之容庚精神”，“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的突出体现”，就犹如炬火，至今仍不断激励着后人。
容庚 国画山水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生于甲午，成长于乱世，容庚一生命运随国运涤荡。治学，不曲学阿世；处世，不随风俯仰；待人，扶危济困。容庚为国收藏的情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坦荡的文人风骨，在璀璨的中华文化长河中，如一颗明珠，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学生们每提起容庚，最难忘的便是先生穿着一身素白唐装步行在校园，行止风度翩翩，衣着一尘不染。“先生对于学术研究认认真真，对于人格干干净净，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经历诸多坎坷和风浪，容庚依然说：“我还是我容庚，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