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殷汝耕“脱离中央”,组织了所谓“冀东自治政府”。在这寇急患深、民族危难之际,殷汝耕的叛国之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所谓“冀东自治政府”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制造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热河后,1933年又开始策划在华北建立亲日的傀儡政权,扶持第二个“满洲国”。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步步退让,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从1935年起,加快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步伐。9月20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在天津公开散发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宣称：“日本要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并最速实施的地区”,因此,华北必须脱离南京政府，确立华北“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9月23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24日,多田骏又发表题为“日军对华北的态度”的谈话,公然鼓吹：“(一)华北五省应结合成一联合自治政权；(二)交日本指导；(三)彻底扫除反满抗日分子；(四)建立经济独立单位；(五)与南京政府彻底绝缘；(六)联合五省实力共同防赤；(七)吁请华北人民速起倒蒋自救”。接着,日本当局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连串促使“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多田骏等四处奔走,游说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宋晢元等华北实力人物联合自治。日本特务机关竭力怂恿支持华北的在野政客、军阀带头发难。日本特务、浪人纷纷到各地组织收买土匪、汉奸兴风作浪。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清末肃亲王之女,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之养女)也奉命赶到平津,联络日、朝浪人、土匪,策划破坏交通,进行暴乱。10月20日,为日本人收买的劣绅武宜亭在日本宪兵支持下,制造了“香河事件”,组织“香河县自治政府”。25日,汉奸、流氓在天津骚乱,要求“自治”。随后,河北安次、庆云、曲阳等10余县发生“自治运动”,“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人民急救会”等伪组织纷纷出笼鼓噪。一时间,“华北自治”的恶浪滚滚,铺天盖地,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的主要目标是平津卫成司令宋哲元。他们分析:一是宋哲元系具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与蒋介石素有宿怨,且在处理察哈尔日军侵略事件中,被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牺牲,罢免了察哈尔省主席,对蒋介石产生新的不满,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可以利用。二是宋哲元一十九军控制平津,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地位重要。若宋哲元率先“自治”,即可以利用平津在华北的地位和宋哲元对西北军老袍泽韩复渠的影响带动山东、山西、绥远加入“自治”,实现分裂华北的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双管齐下,一是以“支持宋哲元为华北自治政府首脑来利诱,二是用武力威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发布动员令,限所部11月15日前作好从长城外向华北进军的准备,令空军作好20日进驻平津地区的准备，并将陆军四个师团、空军六个中队集结在山海关、绥中、锦州地区,扬言“将不惜用刺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使其必须断然实行华北自治”。天津驻屯军也“进行必要的部队调动”。向宋哲元炫耀武力。臭名昭著的侵华急先锋、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对宋哲元软缠硬逼,迫其就范。
11月11日,日本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用最后通牒形式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该方案确定,成立高度自治的政权—“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地域包括晋、冀、鲁、察、绥华北五省和平津二市。政权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贤二。这个政权在经济上“与日满结一单位”；金融上“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信仰上“扑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外交上“亲日反共”。并限宋哲元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夺取河北、山东。显然,这是一个完全把华北置于日本控制下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方案,土肥原使出浑身解数鼓动宋哲元接受这一方案,充当实施这一方案的傀儡。日华北驻屯军司令也发出恫吓:“土肥原之要求，必须实现，无商讨之余地”。但宋哲元不为所动，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其他实力人物的游说,日本特务操纵汉奸、土匪的暴动,都遭到了惨败。于是,土肥原改变策略,放弃对商震、韩复榘的策动,暂时停止对宋哲元的说服工作,把突破方向和主力量转向国民政府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股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生于1885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培养、教唆、拉拢下,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思想。回国后,他在各军阀间进行政治投机,曾参与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的活动，兵败后逃人奉天新民县日本领事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翻译等职。蒋介石看中他是“日本通”,起用他办理对日交涉。他先后参加过淞沪停战谈判和《塘沽协定》签字前的对日交涉。1933年5月,《塘洁协定》签订,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冀东22县大片国土划为“非武装”的停战区,国民政府在该停战区分设两个行政区。一为蓟密区,设通州;一为滦榆区,设唐山。殷汝耕被任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陶尚铭,陶到任不久,因不能取悦日本即被解职(一说病逝)。1935年8月,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地区总面积与构成日本本土的四大岛之一九州岛面积差不多,且为东北通向华北的必经之道,战略地位重要,日本侵略者早就图谋霸占。1933年,日本关东军就在山海关、通州、唐山等地设立了特务机关,归土肥原指挥,策划分裂冀东。而早就存心媚日求荣的殷汝耕,对日本的侵略,逆来顺受,接受了关东军的领导和各种援助。当时,日本侵略者通过秦皇岛一带大肆走私,殷汝耕非但不阻止,而且对运来的日本商品大为欢迎,只征收象征性的“检查费”,拼命向日本侵略者表示“友好”。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狂潮迭起,殷汝耕觉得他卖身投靠日本、攫取高官厚禄的时机已到,10月下旬,他亲自潜往东北,晋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表示愿为“华北自治”效劳,并于11月15日致电宋哲元、韩复榘,要求他们接受日本的“自治方案”,同时操纵停战区内各机关发出与之相呼应的“请求”。殷汝耕的主动投效,适应了日本侵略者的需求，引起了关东军和土肥原特务机关的兴趣，当日本策划宋哲元及华北其他实力人物计划受挫后,侵略者决定降格以求,先全力植殷汝耕在冀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接着利用宋哲元怕权力遭到吞噬的心理,诱逼宋哲元同意冀察平津“自治”,土肥原认为“如殷汝耕很积极的话,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11月23日,土肥原在天津将拟定先行建立冀东“自治”政府的计划出示殷汝耕,殷欣喜若狂,对“计划”不仅同意,并且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决心。殷汝耕这样丧心病狂的在天津宣布于停战区实行“自治”,并连夜赶回通州。11月24日,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扬言“情势切迫如此,若不另辟途径,决难图存”,“自本日起,脱高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正式成立。一个月后,伪政权改称“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殷度耕任行政长官。辖区除冀东22县外,还包括延庆、龙门、赤城3县唐山、秦皇岛两市,人口500万。伪府设通县。下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税务管理处、货物检查处等部门。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发行冀东纸币,编有伪军5个师,还办《冀东日报》、冀东广播电台等。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倡政权,日本通州机关长细木繁是这个政权的“太上皇”,伪政权的一切举措都必须经过他。伪政权的各厅、处、所,保安队(后改编为伪军)各总队,各部设有日本顾问、特务。北宁路各站、沿线重镇都驻有大量日军,所安队须听日军调遣,甚至中学、师范学校都派有日本教官,小学有日教员,所属各县市中小学一律增设日语课,并规定为主课之首,向青少年施行“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等奴化教育。冀东地区的经济运行被纳入日本侵略者的轨道,和满洲共同提携,互通有无。国民政府在秦皇岛和塘沽征收的华北关税,长芦盐税,蓟县、平谷、密云等地的钨矿、金矿及冀东的各种农副产品,皆被日军任意掠夺,用于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的需要。殷汝耕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成为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汉奸
冀东伪政权一出笼,立即遭到平津及全国各地民众的谴责和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也于1935年11月26日明令通缉殷汝耕。殷汝耕只好龟缩在日军卵翼之下,腆颜偷生。日本帝国主又企图由此诱使宋哲元响应“自治”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多行不义必自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7月29日,素具爱国心的冀东保安第一总队指挥张庆余和第二总队指挥张砚田发动起义,击毙日本特务细木繁等300余人,一举摧毁伪政权。日本侵略者煞费心机经营一年零八个月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以其可耻的结局宣告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将殷汝耕逮捕归案,1947年,被执行枪决。卖国求荣落了个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