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无忌真正走向政治舞台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间点为贞观十七年。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被罢了相的闲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那以下几个问题又作何解答？
2，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世袭刺史，又为何是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迫使太宗收回成命？
3，他又如何可以将原本与储位无缘的晋王李治推上太子之位？
4，他为什么能凭借一个房遗爱谋反案将李唐宗室和帝婿一网打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长孙无忌为何会成为贞观朝第一功臣？他究竟做了什么？
长孙无忌的一生可分为两部分，以贞观十七年四月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为界。贞观十七年之前是长孙无忌退居幕后影响朝局的阶段。之后到唐高宗显庆四年是长孙无忌走向前台翻云覆雨并以悲惨命运收场的另一阶段。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前的活动轨迹不详，他投奔李渊后担任渭北道行军典签。这个职务在南北朝时就已经设立，南方政权如宋、齐时期相当于从中央派到基层的巡视员，一来辅佐藩王处理政事，二来监视地方州牧，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升降的重要依据就是典签的工作报告。久而久之典签的权力就凌驾于地方州牧之上。隋唐时宗室诸王府也设立典签但仅仅掌管文书。
所以长孙无忌归唐后的主要工作也偏向于文职。后来跟随李世民四方征讨，以《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他“性通悟，有筹略”的评价应该也是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一样做的是出谋划策的幕僚工作。
当时李渊有意打压功高难赏的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又不停地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甚至李元吉还在李渊面前主张将李世民“速杀”。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秦王李世民的处境相当危险，史载他的幕僚都忧心恐惧不知该怎么办。
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
作为心腹重臣的房玄龄首先想到了先下手为强。但是这毕竟干的是谋反的勾当，还让人家兄弟鱼死网破，所谓间不疏亲，便有所顾忌。怎么把意见传达给李世民呢？此时他想到了长孙无忌，他是李世民的大舅哥，两人从小就是铁哥们儿，在亲疏上由他传达再合适不过。
于是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道：如今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生，如果大祸临头，岂止秦王府受到重创，恐怕社稷也将倾覆。不如劝秦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就在今日。（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不得不佩服房玄龄的说话艺术，所谓行周公之事指的是西周初期发生于商王畿地区的叛乱事件。武王灭商后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同时派自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武庚的地盘周围建立三个封国以监视武庚。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引起管叔等人的疑忌。武庚便趁机拉拢管、蔡等人发动叛乱。周公东征，诛除武庚，杀死管叔，放逐蔡叔，把霍叔废为庶人。史称三监之乱。很明显这是一场平叛事件。
而房玄龄所谓的行周公之事，到底谁是周公？谁是管蔡？又是谁准备谋反？
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说辞便为接下来发动的政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之后李世民在看了国史后对玄武门之变的定性也基于此。
长孙无忌听了房玄龄的话，那是暗中叫好。回道：我早想这样了，只是不敢开口，听了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这就去告诉大王。此处《新唐书》的记载为二人一同入见秦王，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有出入，本文认同《资治通鉴》的说法，原因后文再说。（注：《新唐书·长孙无忌传》：房玄龄谓无忌曰：“祸隙已芽，败不旋踵矣。夫就大计者遗细行，周公所以绌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请先事诛之，王未许。）
而李世民听了长孙无忌传达的密谋，立刻找房玄龄商议。一场武力夺储的军事政变就此提上日程。
在李世民犹豫未决之时，李建成却动作不断不仅把天策上将府的幕僚如房玄龄等人调离他职，甚至还借突厥寇边的机会准备将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敬德等人调归齐王李元吉节制。
形势在恶化的道上一路狂奔，长孙无忌等人便日夜不停地劝李世民诛杀建成元吉。于是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爆发。
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
后来李世民经常说，朕能有天下多是无忌之力。政变之后论功行赏长孙无忌也是排在第一，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功臣他又位居榜首。可知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心中的份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人生的重大转折，直接促使他登上帝位。不管意见是谁先提出，但却是长孙无忌第一个当面告诉李世民的，让人家杀兄屠弟，这本身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如果没有被采纳就算了，但是一旦被采纳事成之后他就是首功。这种拥立之功，在帝王心里哪怕是天大的军功都无法比拟的，人一辈子也不一定能遇到一次，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长孙无忌不但抓住了还特么的抓住了两次。所以他成了贞观朝的第一功臣。
但是上文也说了《新唐书》认为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二人一同入见的秦王。并且是房玄龄首先提出以政变的方式来解决现有问题。长孙无忌怕是凭着与长孙皇后的关系而抢了别人的功劳。李世民向来是恩怨分明之人，以论功排名的结果来倒推，如果是房玄龄第一个当着李世民的面开的口，不太可能只因为长孙无忌的裙带关系就夺人之功。所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更符合逻辑即“房玄龄出主意，但由长孙无忌传达”。
有时候不管肚子里有多少干货，脑子里有多大蓝海，如果始终不能变成行动，一切就等于零。
这便是长孙无忌论功第一的由来，也因此李世民直到临终之时还特意叮嘱褚遂良：“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
那么第二个问题：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世袭刺史，又为何是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迫使太宗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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