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
1927年，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陈寅恪与好友吴宓相互约定不入党。陈寅恪说“如果有朝一日三民主义统治学术界的话，便与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难以相容，我便不得不离开学校，另谋生活。”1948年，国民党大溃逃，当时蒋介石亲自制订“抢救学者”计划，首批学者就有陈寅恪。陈寅恪没有选择乘专机飞往台湾，而是继续留下来教书。他自信自己一生都投身教育，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也是容得下一位纯粹的学者的。面对国民党的好意，他果断拒绝。批判国民党“党家专政二十载”。
陈寅恪
第二件事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袭击香港，12月25日，香港陷落。陈寅恪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当时陈寅恪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中文系客座教授。日方得知陈寅恪在香港大学教授历史，声望很大，于是日本当局出40万日元请陈寅恪创办“东方文学院”，让日本的青年来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陈寅恪严厉拒绝，随即离开香港，一生都不与日本侵略者打交道。
陈寅恪
第三件事
1953年，中共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成立三个研究所。分别为远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现代史研究所。当时陈寅恪先生名气很大，中共中央决定邀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任远古史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所长。任命一下达，郭沫若和范文澜立马就去上任了，反而陈寅恪迟迟不见动身。
郭沫若
于是当时任北大副教授，同时也是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汪篯专门南下去拜访陈寅恪，还带着在当时大红大紫的郭沫若的亲笔信，本来以为势在必得，然而陈寅恪并不买账，他对汪篯说，“我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来研究学术。我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就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对于做学问来说，尤其是历史类学者，更不能参与政治，这样才能保持一颗纯粹的心，对待历史更加客观的记录。
北大教授汪篯
当天晚上，汪篯把郭沫若亲笔信交给了陈寅恪。陈寅恪想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给了汪篯回复，担任所长可以，但是也有两个条件，一：允许自己的研究所内可以不信奉马列主义，可以不学习政治，只谈论学术。二：请中共领导写一份同意条件一的证明书，以用来日后当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即使过去了70年，如今看来仍旧是“不合时宜”。汪篯看完请求陈寅恪别这么做，但是最终陈寅恪没有同意，赴任研究所所长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三件事都是陈寅恪先生命运的转折点，他面对诱惑毫不所动。如果他追寻三民主义，他将和胡适一样，去往台湾，也可能去美国做学术研究。如果他选择出任研究所所长，那么就会和郭沫若地位一样，后面也许也能成为在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如果那样，他也不是陈寅恪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治学理念，他为此践行了几十年，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