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教授这回应京都产业大学之聘,讲学一月,取道香港回英,顺道来台二十四小时,专为参观故宫古物。因他年事已高,避开一切演讲招待,惟事先曾约我会谈。只因这世界闻名第一流作家过台,本国学者慕名求见,谋一交谈机会者,自亦不少。所以十三日晚,由阎振兴、于野声及我,以私人名义,邀约此间历史教授及宿学之士聚宴。此事却多蹊跷。因汤因比夫妇每夜八时就寝,本来怕应酬烦剧,不欲破例奉陪。后来由于总主教及高化臣先生交涉,乃允赴宴,约定举杯相酌为止,即可退席。谁知那天请来的贵宾都是矫矫不群的一时名士,虽然不能统统邀来,到会的倒也各有专长,或者是留英名宿,或者是历史专家,真是济济多士,同聚一堂。后来所谓举杯相酌以后,一直谈下去。因为大家谈得来,汤氏和李济之谈殷商文献和顾翊群谈近代思想,和王雪艇谈故宫文艺,一点没有退席之意。于是那晚宾主真真尽欢而散了。
汤先生对我国历史很熟,尤其是上古时代的文化,所以我那天特别安排,请何联奎副院长给他看一点龟甲文(故宫所藏不多)及安阳发掘出土的陈列,又给他看所藏满洲文。他很清楚满洲受中夏文化影响比蒙古更早。金人(满洲族)克汴京时,就知道要求苏东坡的诗文为胜利品。他书中讲到武王伐纣而殷商的文化保留在宋,并非商亡而文化遂中断。那天看龟甲文,我们特别指出龟甲文虽与大篆小篆不同,却是一脉相承的(以“女”、“母”二字为例)。这于他非常重要,因为,他注意中国文化不断相承的系统与他所研究古代文化兴亡之迹是有关系的。那天晚上,我们和李济之也谈到商周鼎革的年代。因为武王伐纣建朝,相传为公历元前一二二年。偏偏有些鬼好标新立异,考证出来,说周朝建国应改晚九十年为一0 三0 年,而有些汉学家总是趋时好新,立即采用。这层我十年前曾向董彦堂先生请教,因为他是深究殷历的专家。实际上还是旧说是,董先生断定周朝建国是在公历元前一一一一年。
汤先生名著(沥史的研究》共十二册,是专研究古代文化兴亡的迹象及条理。由上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以至中古的阿拉伯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演变,因又推到今日大英帝国之溃灭,东亚民族之复兴,以及美国文化命运的将来。所以称为历史哲学,不是断代分国的研究而已。所以内容包涵至广,包罗万象,不愧称为体大思精之作。加以他学问之渊博,文字之优美,念起来给人家一种稀有的精神上愉快。他又处处有他的见地,不与人同,引起的辩论真不少。实际上他所研究国家与兴亡盛衰之理,就是《周易》所寻求的精义,也不外东坡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理。因为,他研究的尺度那么宽,所以他的看法也相近于中国史论家的看沙,而迥异乎现代时髦的西方学者。这部伟著自一九二一年开始计划,一九三四至一九五四连续发表,成十册。到了一九六。年(据序言)又出第十二册,名为《重新估价》。起初五册,以希腊文化为范本,到了《重新估价》最后一册,又扩充以《希腊及中国文化》为范本。书中又屡及中国阴阳循环起伏的观念。他的思想,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他能在考论史实之中,特立一章论“发思古之幽情”。这在专论事实的西方史家实在不可多得。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旅馆特别长谈。汤因比此行专为参观故宫文献,事先声明以私人资格访台,不愿发表任何政治意见。我们所谈虽然是随兴所之,大体上还不出历史哲学范围。因为他最反对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冒科学之美名,作支离灭裂的观法,只承认零断事实,而忘了大本大经,甚焉者只讲唯物,而忽略唯心论点。这是我所深深同感的。所以他在第九册《历史的定例与自由》一长篇十几万言的文字,力斥现代史学家之离经叛道而终陷于虚无主义。在那一章, 汤因比这样一直骂下去, 称他们为Antinomian∥无法派”。这实在是现代思想最深的病源。因为,既已否认世事冥冥之中有主宰者,结果必不畏天命而无所不为。换句话说,这些人认为History is one demned thing after another,若用中文译来,差不多就是·说历史是一堆干屎橛”。历史是无意义的,而不必有意义。然而他们正在美其名日“科学”。汤氏说,人家控告这些历史家,把历史变为胡闹时,这些人可自诉“无罪”,因为据他们说来“说(历史)胡闹就是等于被称为。科学,。”(我的立论相同,可参见《二十世纪之人文科学序言》。)这就是目前西方思想隐伏的危机。也可以说,是西方富有的社会所已发出开始崩溃的讯号,也是小人无所忌惮之时。汤氏的书,有正人心,息邪说之意,能看出这一点的人自然是属少数。
我们也谈到李约瑟及赫胥黎诸人。李约瑟是《中国的科学及文明》巨著的作者,到一九六五年止已出五册。赫氏的思想是倾向物质主义的,欲以科学方法揭尽宇宙的秘密。我认为不可能,汤氏也与我同意。李约瑟抗战时期曾住重庆数年,而思想非常左倾。剑桥倒出了这位怪杰。他的书跟汤因比的《历史的研究》都曾经在台湾翻版,他也是汤因比的朋友,同在Charham House 的世界问题讨论会,所以我们也谈到李氏。以前我在巴黎主持联合国文教组织的“文艺组”,屡次同李约瑟谈天说地,知道叶梦得的《石门燕语》,沈括的《梦溪笔谈》,他都看过(他是非常佩服宋朝沈括、汉朝张衡的人),也能写汉字,所以算是了不得。要谈中国古代的医学、数学、天文、物理的各种发明,非他不可,因为他有雄厚的西方科学知识做基础,能作比较,而明中国科学的地位与价值。我们的“轭”字,在我们只是一块驾牛马之横木,在他以比较的眼光看来是世界历史上一大发明。要是谈葛洪的炼丹,还是他化学的知识讲得清楚。欧洲的化学导源于十五六世纪的点金术,是通过阿拉伯的点金术而直承葛洪之余绪。在学术上,他开发中国的科学史之功,是空前绝后的。第四册A 讲到中国的物理声光(墨子的光学,黄钟大吕的声学),以及磁电(宋朝的各种指南针的制造,以及汉朝的磁勺等等)。第四册8 讲中国的机器工程已出版,还有第四册C 之纺织、造纸印刷工程还没写完。第五六册化学,化学工程及生物学还在撰稿中。台湾既有翻印版,顺便提到。
汤因比的宗教感甚深,书中到处都是,只不能当他为通常教条主义的信徒。他的看法,略与庄生之“必有真宰”、“以天为父”、“与天为徒”不“与人为徒”之境界差不多。我知道他要坐船绕好望角回英国,船上五星期,他可以静中写作。所以问他身边带什么书,他说带了中古时代圣奥古斯丁之《上帝之城》及巴斯葛的《思想》二书。这使我异常的兴奋。因巴斯葛是我的偏好。他的思想与庄生相同,有时连文字读下去,也分不出是庄生写的,还是巴斯葛写的。他们两位同样对于人生有涯,知也无涯,不能以有涯治无涯,发出深痛的哀鸣。“且环顾宇宙,我为一物,是己,而我非物物。由我之赋形。固不足知万物之始于无,由我之渺小,更无从测知宇宙之无垠。”(巴氏语)庄生之“和以天倪”及“道通为一”、“得其环中”一说,就是巴斯葛的Find TheirUnity in God,而庄生之所谓“道枢”恰恰是巴斯葛之所谓复归于一。由巴斯葛的文字更可发明庄生之真意。巴氏说他“不能原谅笛卡儿”,我也不能原谅笛卡儿,因实证主义而把哲学范围缩小。大概汤因比分出理智主义,及超理智主义。单相信理智主义的人,对于超理智主义,根本不会了解。这是汤因比之思想见解过人之处。讲到这个时候,我们相视莫逆,而有曲高和寡之叹。
这样谈了两三个钟头,一直到飞机场。在飞机场咖啡室里,我还对他说,“我们算是少数党”,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这样欣然分袂,送他上飞机。我心里想,张横渠之气魄,不图于今日复见。
—————————————————《无所不谈》林语堂
说汤因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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