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馆的筹建过程中，在一个接一个的小确幸之外，也有其自身突发的状况和问题。正是这些状况和问题，让我更加理性客观的认识生活，记住一些或有意趣或有才华或有特点的人。
像施工方现场总负责人杨老师是集意趣、才华和乐观于一身的人，他在现场基本都是欢声笑语的时刻；也像施工方项目经理肖老师是集火爆和实干于一身的人，脾气就像六月的天气，雷都不打就下雨，下过雨翻过篇儿照常认真做事；还像驻场设计师杨老师是集内秀和才华于一身的人，爱干净的他驻场办公，经常拿着小刷子刷他电脑键盘上的浮灰；再像总包方施工现场负责人是将风趣和衣品糅合为一的人，他爱花草树木也爱小动物，无论何时看到他衣服都是整洁养眼的，现场还收养一只流浪狗“花花”……但我着重讲述的，却是我们设计方负责人王老师及一位仅有一面之缘的应聘者。
2018年9月底，王老师、殷老师、施工方卢总及我第一次去成都，一是与总包方进行图纸会商，二是现场勘测场地。会议中，遇到与自身业务无关的环节，王老师中途离开，转战现场勘测实际尺寸。会议后，总包方将第一版建筑设计方案发给一同去成都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将图纸转给了卢总。等我们及总包方几位负责人，一同在原海洋游乐园负一层转了几圈，商定好具体需要拆除的障碍墙体后，大家心照不宣都认为此行任务圆满完成。晚上，我们一边吃着成都的火锅，一边纲要性商讨了下未来的工作计划，第二天便各自回京。
回京后一周之内，我把从王老师那边要来的天府馆平面布局图（PDF版）提交给了总包方，以备他们建筑设计方参考使用。
10月底，我们把王老师的第一版设计方案给到总包方，与他们的建筑设计方案核对整合，发现两个设计方案在空间使用上出现多处冲突，最严重的一处，是我们一层采光极好的地方设计的是一间有格调的茶室，而在建筑设计方案中那里却是一间冷冰冰的控制室。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这些成本巨大的冲突，我们与总包方陷入互相推诿中——他们认为责任在我们没有参考他们9月份给到我们的建筑图纸，我一头雾水地问第一次同去参会的领导，才知道那天会后确实有图纸对接的事儿；我们则认为责任在他们未参考我9月底，提交给他们那套平面布局图。推来扯去，远程说不清也道不明，经过两次飞抵成都的洽商，最终以双方互相妥协的方案解决了冲突所在。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细节，一句话、一封邮件、一个微笑……却是伤害、损失、力量的根源所在。
11月初，天府馆进场施工的计划再次延后，设计方全面进入设计方案调改中。在这个过程中，王老师的团队又曝出一个短板，负责绘制施工图纸的人严重缺少经验，提交过来的图纸基本是70%左右的完成度。对此极其不满的最高领导，以最严厉的方式提出更换设计方的要求。记得当晚的语音电话，我被批到哭得语无伦次，那也没有答应更换设计方。好在馆长解围，在换和不换之间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
第二天是周六，我和一位领导在国际馆里约谈王老师。各种厉害关系讲明道清之后，领导问王老师是否还愿意接着做完这个项目。王老师揉了揉红着的眼圈说道：“项目做成这样，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如果信任我，我愿意继续做这个项目，保证在平面设计上发挥好长项，全力把项目做好；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做下去，我也愿意退出项目。”领导听完，将那页写满责任和风险的约定书推过去让他签字。我起身拿两张纸巾擦去脸上的泪痕，也在约定书上签字。我和王老师一没有黑幕，二是初次相识，之所以坚持用他，纯属出于项目筹建的整体需求。有时候，我们淋雨不忘给人撑伞，不是因为善良，仅是工作所需的正确选择而已。
第二位应聘的男士是在开馆前意外约见的。那天累到无以复加的我，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领导叫醒我去面试她认为很优秀的男孩儿时，还是睡眼惺忪的，一直走到那间茶室门外，我才切换至神清气爽的模式。在他对面坐下来，我大概浏览了下简历，认真看了下他的眼睛，不亮也没有精气神儿。接下来是面试环节的例行交流，问他频繁跳槽的原因，对新工作的期待，是否喜欢博物馆，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喜欢的颜色……他给出的答案差强人意，基本全程都用手托着额头，回避躲闪我的目光。
我看着他垂下头的模样，心里涌动着强烈的不适——不是失望，而是担忧。我想起了前同事的不自信，想起了遇到过的每一位有过类似表现的人，最后想到了我哥……我忍住内心的波澜起伏，笑着给予他肯定的同时，鼓励他在自身擅长或专业对口的领域深入发展。他听完站起身，特别真诚地冲我笑了下，说声”谢谢“便出门走了。到现在，我依稀还记得他的背影，有一些落寞也有一些力量。有时候，我们淋雨不忘给人撑伞，是因为自己被淋过，才想着为他人撑伞。
前不久，在重庆施工现场，我说大家都认为成都是个好地方，但我对成都并没有深刻的印象，也不是很喜欢。那位也参与了天府建馆的同事说，那是因为成都把你折磨得太狠了。其实，也不是折磨得太狠了，而是于我自身而言，天府建馆并没有留下值得铭记的念想或经验。如果非要找一个念想来，那就祈愿记忆中的这些人生活得更美好，更温暖，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