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冬天的一个下午，我袖着手坐在墙角晒太阳，阳光很好，没有一丝丝风。
我的一个发小加同学来找我，问我明天同学聚会去不去，并特别强调这次不是以往的抬石头（AA制），是刘继泓牵头由一位在外面混得很好的同学包圆。
我有些犹豫，说起来惭愧，没有读过几天书，几乎是个文盲，对外说有同学，说出来让人笑话。再说一直在家种地，混得一塌糊涂，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同学会已聚过几期，我一次都没参加。
妻子在一旁用菜刀在树墩上剁着青菜，边上堆着一堆青菜。剁碎了的青菜拌上米糠用来喂鸡，有几只鸡似乎等不及了，用嘴啄着青菜。
见我犹豫，妻子把菜刀狠狠地斩在树墩上，对我挥着手说：去，一定去！那一双手皲裂得丝丝出血。
妻子没有读过一天书，却崇尚文化，盲目地认为同学就是与学问和文化挂上钩的。坚定不移地让我去，并说了句很朴素的话：出去见见世面，别成天价儿缩在锅膛门。
出去见世面自然要穿得体面，我这个缩在锅膛门的人几年没添过衣裳。见妻子在柜子翻了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衣裳，那位发小加同学自告奋勇，回家拿了件夹克衫来。我俩的个头差不多，但他比我胖得多，夹克衫穿在我身上松松垮垮。
妻子瞥了一眼，说：什么衣裳，穿上身就像晾在锹把上。接着在柜子里翻，终于翻出了件西服，这件西服有些年头了，还是我一个堂侄女学手时免费为我做的，单面儿，没里子，肩角还用海绵做了垫肩。穿上身有一股樟脑丸味，在镜子前照了照，还蛮合身的，尽管前襟明显一边大一边小，我还是穿得兴致勃勃。
聚会是定在中午，我早饭就不吃了。我长了几十年了还没在大酒店吃过饭，最奢侈的只不过在“郭记”面馆吃过十三块一碗的腰花面。我等着那位发小加同学，他有一辆摩托车。到了九点的光景，发小迈着两条腿走来了，说是今天要喝酒的，不能骑车。说话时抬着头松了松领带，脖子一扭一扭的，活像鸭子吞螺蛳。
坐上班车到了县城，我跟在发小后面。到了皇冠大酒店，这是县城唯一的星级饭店。旋转的玻璃门两边分别站着两位身着绶带的迎宾小姐，她们用同样的笑容和同样的声音叫着欢迎光临。里面装修的豪华程度让我目瞪口呆，我一下找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我们乘电梯上了三楼，一位礼仪小姐把我们领到墨轩厅。看到门头上“墨轩厅”三字，我觉得名字起得好，有文化。
进入大厅，对面好像是个舞台，舞台的背景墙上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金色的字体写着XX中学八二届初三（一班）同学联谊会。背景音乐《老同学》正在煽情。厅里的人并没有被煽风点火的歌曲弄得热情高涨。
发小带着我走了一圈，有几个人还认得我，和我打了招呼。更多的人不认识我，提起我的名字，他们摇摇头，脸上会挤出一丝弄虚作假的微笑。这并不奇怪，我也不认识他们。
像学习委员汪月华，文艺委员张晓丽虽说多年没有见过，但是还能找到当年残留的影子，只不过她们已不认识我或者装作不认识我。
因此彼此都很淡漠，大家各自玩着手机，远没有想象中同学多年不见那种嘘寒问暖的热情。落寞的我踩在那虚软的地毯上，如踩在我那颗虚无的心上。
我就大厅里乱转，大厅装修风格也很有文化氛围。我无聊地看着墙壁嵌满的真假难辨的名家字画。目光无意中落在角落的一张棕色的沙发上，一下子认出沙发上坐着班主任梁老师。
梁老师那只主题突出的鹰钩鼻子差不多占据整个面部的半壁江山。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梁老师已呈现出老相，两只眼袋鱼泡似的下垂着，头顶上光得寸草不生，只有前额上还顽强地长着几根头发，欲盖弥彰地往后梳着。
我上前问了声梁老师好。梁老师抬头对我说声同学好。偏过头继续和身边的班长刘继泓说话。当年刘继泓当班长时喜欢整我们这些差生，每次我们考试成绩太差或者做了一些违反校纪的事，先被梁老师痛批一顿。刘继泓狐假虎威，在以后的例行班会上，我们会被他继续当作回锅肉放进锅里再炒一次。
因此我们不太喜欢他，每当老师踩着上课铃声走向课堂时，他会装腔作势喊声“起立”，我们就作出站不站坐不坐的姿势，看上去像在拉屎。其实我们这么做不是对老师不尊重，而是对刘继泓的命令在做抵抗。
见他俩说话我正要走开，一位像是餐厅经理的女人走过来弯着腰问刘继泓说时间到了是否可以上菜了。刘继泓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说：等一下，李董还没到。餐厅经理退到一边继续招呼服务员给大家添加茶水。
我脑子里转了几转，始终想不起班上叫李董的人。不过不奇怪，时隔三十多年，现在就是班上的同学全部站在面前，大部分人名都想不出来。
约莫过了半小时光景，一个人出现在门口。班长刘继泓说声李董来了。撇下梁老师慌忙迎了上去。学习委员汪月华，文艺委员张晓丽也争相迎了上去齐声叫着李董。
李董挥着手热情地对大家打招呼，说有点事耽搁来迟了，向大家道歉。在刘继泓的引领下，走到梁老师面前，向梁老师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叫声：梁老师好！
梁老师一副很是激动的样子，急忙站了起来，扶着李董往沙发上让，李董说在老师面前不敢坐，让梁老师坐，梁老师也不坐，一张偌大的真皮沙发就空在那里。
大厅里一片欢腾，大家纷纷拥上去争着与李董握手问好。我在一旁打量着李董，感觉有些熟悉，尤其左嘴角下有一颗痣，一个人从脑海里跳了出来：什么李董呀，这不是李大嘴嘛，啥时候改名了呀。
后来才知道李大嘴现在成了亿万富豪，是深圳洪斌贸易集团董事长，被人简称为李董，就像张局长被称为张局，王厅长被称为王厅，赵处长被称为赵处一样。
李大嘴和我还有一段渊源。李大嘴不但与我是同年级，还是同班，不但同班，还是同桌。只不过他是插班生，我们初二上学期才坐到一起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算插班生，他是从一个戴帽中学并来的，一同并过来的还有这个叫李大嘴的绰号。
其实李大嘴的嘴并不大，不知怎么就起了这个绰号。李大嘴的学名叫李洪斌，但班上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叫他李大嘴，甚至女生在背后也叫他李大嘴。其实那时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绰号，只不过使用频率远没有李大嘴的高。
大家各就各位，传菜员开始传菜。我找了位置坐下，发现李大嘴，梁老师，刘继泓，江月华，张晓丽都在这一桌。梁老师和李大嘴推让一番后坐在主席位置，李大嘴和刘继泓一左一右相伴，其他人依次而坐。
刘继泓的身份是我们乡的乡长，平时高高在上的一个小官僚的样子，现在真正成了人民的公仆。在刘大嘴的指挥下，给每位男同学发了一包“九五之尊”女同学发了一瓶“雅诗兰黛”一并发了的还有一只茶杯作为纪念。
刘继泓仍然以一个班长的身份自作主张地代表全体同学对刘董这次的盛宴表示感谢。刘大嘴扶了一下鼻梁上很端正的眼镜，举重若轻地说：同学之谊，略表薄意。
刘大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文质彬彬，衣冠楚楚里裹着一副匀称的身材，看不出一丝商人的奸滑，反而有一种学者的儒雅风度。倒是把同学中几个戴着金链子金戒指有着几个小钱的小老板比得粗鄙不堪。
酒宴开始了，刘继泓说请李董讲几句，李大嘴推辞着，大家起哄鼓掌。李大嘴只好站了起来，用已不太地道的家乡话开始致辞。
他未曾说话眼先红了，说自己虽在异乡漂泊，但根却深深扎在家乡。这些年常会强烈地思念母校；想着红砖黑瓦的教室；想着雨天一片泥泞，晴天一片尘土的操场；想着用土坯垒成的宿舍；想着连在一起的通铺以及控制着一只15瓦的灯泡的开关拉绳，拉绳上会分出七八条分线，各自伸向不同方位的床头；想着污黑油腻的食堂以及后面的一棵高大的栗树……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当年还是青葱少年，现在差不多都快满头白霜了……今天看到梁老师和同学们心中倍感亲切，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表达，只用一句问候，老师，你好！同学们，你们好！
李大嘴的话说的很多，也有些凌乱，大家还是被感染了，于是抚今追昔，所有模糊的记忆都变得尖锐起来。在七言八语中不断地补充完善当年母校的面貌，如教室东边的水沟，水沟边上有一些孱弱的柳树；还有跨过河边的小路有一个供销点，里边卖烟酒日杂、布匹还有学习用品；供销点旁边还有一个烧饼店，当年有许多同学用饭票换烧饼吃；食堂面前有一口深不可测的水井，井壁上生着陈年的青苔；一个废弃的沼气池，沼气池边上一片梨园；还有几张砖块水泥砌成的简陋的乒乓球桌……甚至厕所在什么位置都想到了。还有教师办公室，办公室里的老师谁和谁对着桌子。恨不得同学中能有位画家把大家所说的完整地画出来。
同学们都感慨万千，时光真是个怪东西，一旦过去就抓不住了，手中能抓住的只剩一张斑驳的黑白毕业照了。
梁老师伤感地说，是啊是啊，大家所说的这些已一去不复返了，学校都迁走了，连和我对桌的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已去世多年了。刘继泓说，我们同学也有两位走了。大家都低下头，眼圈发红。几位女生抽出纸巾擦着眼泪。
刘继泓拍着手说，好了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该高兴才是呀！大家才从低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桌面上已经上了花花绿绿的菜，既有山珍海味，也有家常小炒。我有样学样地系上餐巾，尽量做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有红酒有白酒。服务小姐替我们斟上酒，有的菜品的吃法还得她们指导。
李大嘴端起杯子对大家说：第一杯酒先敬我们的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的辛勤培育之恩。
于是其他桌上的人都围了过来，几十个同学站成了一个扇形，端着白酒红酒的杯子从不同方向伸向梁老师。梁老师要站起来，被李大嘴按住。
大家把杯中酒一口干了，还把杯底彼此亮相一下。服务小姐忙着给大家斟酒，梁老师捂着酒杯说不能喝了，晚上还有一局，今天是自己生日。李大嘴一听，忙拿起手机要蛋糕房送蛋糕。梁老师坚决不让这才作罢。
于是“祝梁老师生日快乐，幸福永远”等这些毫无新意的祝福词此起彼伏。梁老师颔首微笑，连说谢谢。
在酒精的鼓舞下，我大声对着梁老师祝福：祝梁老师万寿无疆！
一阵哄堂大笑后，我在笑声中窘迫。梁老师对着我问：这位同学是——？
我说：我是卜成财。
卜——成——财？梁老师歪着脑袋在记忆中搜索。几秒后摇摇头说：想不起来了。
我说：你肯定不记得我，你只记得年级前三名和倒数后三名。
又补充说：我差点让你记得，我是倒数后四名。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梁老师在笑声中略显尬尴。有同学说我真幽默。
其实我一点也不幽默，说的都是实话。我期中考试成绩单是：语文35分，几何28分，代数19分，物理16分，政治42分，地理34分，历史38分，英语8分，总分220分。
其实英语应该是0分，8分是靠选择题蒙对来的。那时我一点没觉得丢人。我还以高出1分的微弱优势险胜李大嘴呢，斩获倒数第四名。李大嘴倒数第三。
那时李大嘴和我，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妥妥的两个学渣——作业不会做，全靠抄，通常是我抄别人的，李大嘴再抄我的；考试卷上只会写上班级、姓名，其余再也不会写了。
梁老师对我们很照顾，把我们放在最后一排，上课做小动作也好，睡觉也好，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别以为坐在最后一排就这么点好处，其实好处还有呢，譬如说可以看到谁和谁在交头接耳，谁在上课吃东西看课外书。我们还不止一次地看到班长刘继泓向学习委员汪月华递纸条呢。
学习成绩差，自然没人和我们玩，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那时李大嘴有一把火药枪。枪的构造主要就是用铁丝和自行车链条以及橡皮筋组成，装上火柴头，扣动扳机，用铁丝磨成的撞针在橡皮筋的伸缩下撞击火柴头，会发出类似鞭炮的爆炸声。李大嘴很神气，下课或放学时总是东“啪”一声，西“啪”一声。
我也想拥有一把火药枪。我家晾晒衣裳的烂麻绳最近换成了一条亮灿灿的铁丝。我暗中观察过，铁丝的粗细和李大嘴火药枪的铁丝差不多。我打算剪一截下来，至于晾不晾衣裳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有一把火药枪。
铁丝有了，缺的是自行车链条。李大嘴有个瘸了一条腿的老爷（叔叔）就在校门口修自行车，他那里有好多废旧的自行车链条。我想请李大嘴向他老爷讨一截来。我能肯定李大嘴的链条就是向他老爷讨的。
在课堂上，梁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一长串代数公式，并说着什么合并同类项，那道代数公式在梁老师的讲解下越写越短。
通常是梁老师在台上声若洪钟地大讲，大家在台下叽叽喳喳地小讲，课堂上总是一片嗡嗡的嘈杂声。我和李大嘴都不想听，听又听不懂。我便对李大嘴说起我的想法。
那时李大嘴已经呈现出生意人的精明，他先擤了一把黄浓鼻涕，用手在课桌腿上擦擦，那条桌腿已被他擦得银光闪闪。然后摇摇头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弄不来。见我失望，又说你实在想要我枪卖给你。
我当然想要，但我要还价，李大嘴见我迫切，一口咬定一斤饭票不松口。我知道他坐地起价，他曾说过八两饭票就出让的。我咬咬牙一斤饭票就一斤饭票吧，大不了两顿中饭不吃。
但我也不能傻，见毛就是鸭。我要求试一下枪。李大嘴为了能把枪推销出去，把枪里加了平时两倍的火药量，很有把握地说：不响白送你。
接过李大嘴递过来的火药枪，枪沉甸甸的，拿在手中的感觉妙不可言。我把橡皮筋拉紧，拉紧了的橡皮筋就像只拉满弓的弦那样饱满有力，那种蓄势待发的劲儿令人心醉神迷。
我曾瞬间有些犹豫，但还是把枪口朝地扣动扳机，“啪”地一声巨响，几乎同时传出女声的一片尖叫，课堂上瞬间静了，“嗡嗡”声哑了，梁老师口中的a+b也哑了。
梁老师径直朝我走来，一句话也不说，向我伸出了手，我把那只还在冒着硝烟的枪递了他。他拿到手里看了看，还夸了我一句：真不错，还双管的呢。
我和李大嘴被请上了讲台。李大嘴噘着嘴一副代人受过的样子。梁老师声色俱厉，唾沫星子溅得我满脸。把我和李大嘴紧紧地挨在一起，用教鞭点着我俩的鼻子说：大家现在明白了吧，这就叫合并同类项。同学们哄笑起来，我没笑。我闻到食堂萝卜烧肉的香味，尽管我吃不起，只有喝番瓜汤的份。我死死盯着梁老师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指针快要指向饭点时间了，我怕梁老师耽误我吃饭。
自从火药枪被梁老师收缴以后，我和李大嘴在课堂上更无所事事，我们的兴趣便转变为给班上的女生打分。
首先把两个长得明显不好看的剔掉。其余的被我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像现在电视里的选美大赛，我俩就像两位评委。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汰，最后只剩下学习委员汪月华和文艺委员张晓丽。
为了客观公正，这次除了把她俩脸蛋上的五官进行拆分对比外，还把身材，头发，肤色，嗓音都纳入进行综合考虑。经过紧张的角逐，最后张晓丽以娇美的身材和甜美的嗓音斩获选美第一名。
张晓丽的嗓音好得简直是没话说，用百灵鸟来比喻都不为过，声音甜润，音域宽广。在音乐课上，那位身材微胖的女音乐老师经常用学校唯一的一台脚踏风琴为张晓丽伴奏。她在讲台上唱《军港之夜》唱《泉水叮咚响》，女音乐老师称她为“小苏小明”和“小于淑珍”
鬼迷心窍的李大嘴竟然对张晓丽想入非非，写了张纸条却叫我去送。我看着他那张缺少勇气的脸，摇摇头表示不去。李大嘴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前天借的贰两饭票我不要了。
我偷偷地打开纸条，见纸条上鳖爬似的写着几行字：
夜色温柔，星光闪耀。
我在远方思念你，
我的爱人，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
你的形象在我心中永存，
你的声音在我灵魂里回荡。
……
就凭李大嘴的语文水平，我确定他写不出这样的诗。但我又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抄来的。我照着原样把纸条折叠好。
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我拦住了张晓丽，递上纸条时同时声明是李大嘴的。张晓丽先是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什么意思。她惊恐地后退两步，仿佛我手中的纸条是一条正在对着她吐着毒信的毒蛇。我嗅到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羞恼的气息。她手指没碰纸条，反而用它指着我骂：你俩就是臭流氓，臭垃圾！
我把纸条原封不动地还给李大嘴，他接过纸条三下两下把纸条撕得粉碎，随手一扬，纸屑就像雪花一样风中飞舞又慢慢飘落。李大嘴一声不吭，脸灰得像块破搌布。
桌上的转盘不时地转动，大家都在挑着自己喜欢的菜品，也在不停地相互敬酒，场面如火如荼。
李大嘴提出他要去给其他桌上的同学敬酒，刘继泓和梁老师主动作陪，在两人簇拥下，李大嘴端着酒杯，神采奕奕，步履矫健，梁老师和刘继泓倒像是俩跟班的。这时我想起当年梁老师常对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才有出路。现在看来就是句瞎话。
没人给我敬酒，但我还是给别人敬酒。先敬梁老师，再敬李大嘴。出于礼节，连本不想敬的刘继泓我都敬了，但发现任何人对我的敬酒都表示出心不在焉，都是蜻蜓点水似的舔一下酒杯。
我还发现他们有着自己的话题，尤其是李大嘴的每一句话都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我根本融入不了，只能义务地陪着傻笑。这才知道我根本坐错了位置，甚至是个多余的人。我就像群鹤中的一只鸡，非但丑陋，还很无趣。
我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桌子。对自己的后知后觉懊悔不已。在洗手时照了下镜子，发现自己确实灰头土脑的上不了台面。回来时见邻桌有空位子，便坐上去，我实在不想坐到我原来的位置。
刚坐上，边上有个同学说：怎么啦，不去那边凑热闹啦。我把这位同学打量了一下，认出了是陶峰。陶峰当年感觉个子很高，是校篮球队的前锋。现在个子也就中等，看来是体骼发育过早，后期停顿了。陶峰当年在球场上冲锋陷阵的雄姿现在已被斑驳的头发和发福的肚子代替了。
我说：你还认识我。他说：你刚才不是在梁老师面前自报家门了嘛。我尴尬地笑着摸摸头，心里对梁老师说不记得我的名字有些不满，当年为了两毛钱的复习资料费，人前人后追着我要，我总是不给。他发狠地说这钱他会记在板油上的。
梁老师所谓复习资料就是利用我们各科废旧的试卷，在试卷的反面用油墨印上习题，用订书机装订成一本薄薄的册子。定价不高也就两毛钱，付款方式是先用后付，别人都陆陆续续把钱交上去了，只剩下我没交。
没交的原因我认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本来课本上的习题都不会做，况且是课外的难题。后来复习资料也不知弄到那里去了，我也不去找了。估计已被成绩和我同样糟糕的弟弟叠“纸啪”了，他正读小学，书包一天到晚鼓鼓囊囊的。本来那两毛钱我已向家里要来了，也怪我嘴馋，用它换油条吃了。那个眼角堆满眼屎的老头篮子里的油条又大又香，我早就想吃了。再回家要钱是万万不能的，是肯定惨遭一顿毒打的，我那矮小精悍的父亲会把手中的牛鞭抡得虎虎生风。
在闲聊中得知陶峰当年也没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学做瓦工。后来出了一场车祸，丢了半截腿。再后来用人家赔偿的钱去贵州买了个老婆。好在儿子还算争气，上了所重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薪资待遇都还不错，总算为他失意的人生扳回一局。说话时还撸起裤管让我看了他的假肢。假肢细细的，通体发着金属的寒光，有些瘆人，我把头扭向一边。
陶峰还是个百事通，仿佛什么人在他面前都没有秘密，以前在学校就这样，上至国家大事，下到家长里短，都能谈得头头是道。
他告诉我，这次同学联谊会是来得最多的一次，全班52个同学这次来了45个。又告诉我其实同学之间根据身份和行业会分成若干个等级的几个圈子。
他说：没看出来吗，喏，那桌基本是腰缠百万的推销业务员，另一桌几乎是做生意的小老板。还真是的，我发现几个瓦工，木工，钢筋工的小包工头们正与我发小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呢。发小是搞建筑的施工员，他们都哈着他呢。
陶峰又笑着说：你我其实是一个等级，你应该在我们这桌才是。我心里一阵感动。好感动是我的缺点之一，哪怕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安慰也能使我感动得不行。
我靠着窗子看到街景，天已阴了下来，隔着落地窗户看到停车场整齐地停着几排汽车。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指手划脚地指挥着车辆进出。街边的法桐树早就落光了叶子，枝丫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汽车在街面上没心没肺地来往疾行，街上的行人都裹紧棉衣缩着脖子在寒风中匆匆赶路。
室内灯光辉煌，暖意融融。文艺委员张晓丽保养得很好，虽说快年届五十了，依然是一副四十出头的样子。她脱了外套，一件黑色的紧身裤裹着两条浑圆的长腿，又毫无必要在外面套上一件黑皮裤衩；一对真伪莫辨的大胸在红色的紧身绒衣里高高地耸立，使多少男生的目光在上面起起落落。
她先是声情并茂地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同学情》，大家纷纷鼓掌。她放下话筒后端着小半杯红酒娉娉袅袅地走到李大嘴面前说：李董，祝你荣归故里。
李大嘴很绅士地站了起来，红白分明的两只酒杯轻轻一碰，然后各就各位一饮而尽。李大嘴说声谢谢。张晓丽一脸妩媚，目光暧昧，漾出一丝以身相许的风情。
陶峰眼角有些不屑，悄声对我说：你看，她都要投怀送抱了，李洪斌整日在女人堆里打滚，她还以为他缺女人。陶峰既没有称李董也没有叫李大嘴，用的是中性词。
我从陶峰的语气里闻到一股酸味，他俩毕竟在初中时好过一阵子。在球场上张晓丽常常为陶峰摇旗呐喊。我附和着说：她现在就是一张过期的旧船票。陶峰从鼻子里哼了声：旧船票！就是一碗霉烂变质的剩菜剩饭。
从百事通陶峰嘴里知道了张晓丽前世今生。
当年张晓丽高考落榜，家里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把她弄到县五交化商场站柜台。正值妙龄的张晓丽是个含苞待放的牡丹花，早有一些蜂蝶在花上绕来绕去。
那个比张晓丽大十几岁，嘴里有颗假牙的五交化公司的孙经理神通广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把十分紧俏的“金星”彩电，“海尔”冰箱，“蝴蝶、蜜蜂”缝纫机，“永久、凤凰”自行车采购回来，当然能轻而易举地把张晓丽采购到床上。后来张晓丽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年轻貌美的优势成功击败了对手，终于鸠占鹊巢。
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商品流通渠道不断的拓宽，昔日五交化的辉煌如日暮西山的云彩一下子就不见了。
如今的张晓丽依然文艺，不是广场舞就是KTV。当年嘴里一颗假牙的孙经理现在已是换成了满嘴的假牙，对张晓丽已是有心无力，夫妻分床多年，任凭着张晓丽在外面打游击。
陶峰说的比我描述的要细得多，生动得多，不像我说得这么干巴。好像是某种权威发布。大家饶有兴致地听着。
当其他桌上已人意阑珊，李大嘴那一桌正觥筹交错。如果说联谊会是一场戏，戏的主角是李大嘴，刘继泓，张晓丽和汪月华。我们则是一群看客。
每当有人向李大嘴敬酒时，都会遭到刘继泓挡驾，实在挡不过就由他代酒。刘继泓肉山酒海的官场生涯已将他百炼成钢。他替李大嘴代了一杯又一杯的酒，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李大嘴称赞他海量。刘继泓说愿做李董马前卒。李大嘴纠正道：别李董李董的，叫李洪斌，或者和以前一样叫李大嘴也行。
其实刘继泓讨好李大嘴是有道理的，尽管这种讨好有些露骨，委实不太高明。但一杯接着一杯的喝，倒也显得几分壮烈。当年刘继泓并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了。后来是补录乡镇干部上去的。先是在乡政府做干事，再一步步爬到乡长的位置。
当然这个我也是听陶峰说的。刘继泓到了这个年龄基本升迁无望了，但平调总是可以的，比如从小的乡镇调到大的乡镇，从穷的乡镇调到富的乡镇，或者从乡长的位置挪到书记的位置。
但这个在官场要有人脉资源的，刘继泓没有，没有可以跑，资源都是跑出来的。跑官其实是一门学问。怎么跑，什么时机跑，是广而撒网，还是重点突破。官场的关系很微妙，很复杂，有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跑官撞到枪口上的也不是没有。
刘继泓虽混迹官场多年，但这些都没有悟透。他属于捧着猪头没庙敬的那一种，只能原地踏步混到退休。李大嘴的出现，无疑是从天上垂下了一架梯子，使他内心那种欲望又死灰复燃起来。陶峰说刘继泓盯上了县财政局长的位置。
李大嘴有这能耐？我有些不解，小声地问陶峰。陶峰嘴角上掠过一笑，显然是嘲笑我的无知。说你家电视机坏了，没看新闻？我说电视机没坏，我不想当官，看什么新闻，只看电视剧。陶峰说怪不得，告诉你吧，现在李洪斌是书记市长的座上宾。
原来李大嘴的富豪程度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他的集团公司横跨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医药，造纸，酒店，旅游多种产业。除深圳总部外，在东莞，广州，上海，重庆，西安都有子公司。当然有人说他原始资本是走私得来的，也有一种版本说是贩毒得来的。但这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是个名符其实的大老板。
当市招商局得知深圳洪斌贸易集团董事长是本市人时，费尽周折地与他联系上。李董也豪爽，立即答应回家乡投资。经过一番考察，愿意出20亿投资一座中型水电站，并与招商局达成了协议。
当市委岳书记和程市长接到招商局电话时，都兴奋得不行，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双双赶到招商局当晚为李董安排的宴会上。特别是水利专业出身的程市长，激动得泪珠子都砸到脚面上。他以微醺的姿态摇撼着李董的双手，称赞着：赤子之心，情系家乡。又说李董帮我给全市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天和第三天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头条新闻上就连续播出了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会见了深圳洪斌贸易集团董事长李洪斌的消息；市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出市委书记和市长与深圳洪斌贸易集团董事长李洪斌亲切友好的握手画面。新闻上称深圳洪斌集团是我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对推动本市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原来程市长刚上任时去白塔县调研，沿着白塔江往上游走，有个叫“茶壶口”的地方，宽阔的江面猛然收窄，江水形成一个断面，地势也险峻起来，水流湍急，目测落差有好几十米。以他的专业视角马上认为可以建一座水电站。他又邀请了几位老师和同学一起参加考察论证，其中不乏有全国知名的水利专家。对白塔江的水源，地形，地质，环保以及社会因素进行综合评估，一致认为完全可以建一座中型水电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了，却迟迟不能立项，卡就卡在资金上。这个要20亿的资金项目使程市长焦头烂额，他到处找米下锅，得空就往省里跑。成了发改委，水利厅，财政厅的常客，见面就打拱作揖。
财政厅厅长是程市长多年的朋友，早年在省委政研室共过事，又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他很为难地对程市长说：程市长啊，财政下拨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别说你要20个亿，就两个亿都难办啊！程市长说：我在任上不把水电站建成，就是浪费资源，就是渎职，就是全市人民的罪人。
与张晓丽的热烈奔放相比，汪月华则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端庄，看上去就是一个内外兼修的知识女性。
一件鹅黄色的羊绒衫配着一条白色的丝巾将面部映衬得干净白皙，只是失去当年吹弹可破的娇嫩，同时失去的还有当年的傲气；还有当年漆黑油亮的头发变成微微有些泛黄，很明显是焗黄的，大概率是为掩盖少许的白发；尽管眼角上有了皱纹，眼睛依然很大，只是眼神没有了往昔的光泽，仿佛盛满了某种忧悒。
她放下了平时的矜持，站了起来，端起杯子对李大嘴莞尔一笑：李董，借花献佛，敬你。
未等李大嘴反应，刘继泓说声等下后就一脸坏笑地绕着桌子过来，夺下汪月华手中的红酒，换上了一杯白酒，说：献佛心要诚。又说：感情深，一口闷。
尽管知道杯中的白酒有些不怀好意，汪月华还是把它一饮而尽，顿时满脸桃花。刘继泓伸出大拇指，好，汪老师不愧为女中丈夫。接着又替汪月华倒上一杯说：献佛要连敬三杯，汪老师是知识分子，这个传统礼仪比我懂。
我觉得刘继泓真不是东西，对昔日情人也下得了狠手。陶峰悄悄对我说汪月华这是第一次参加同学会。我不以为然地说，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陶峰并不理会我，自顾自的说，其实汪月华眼眶高得很，只参加群英荟萃的大学同学会，连高中同学聚会都不参加，更何况鱼龙混杂的初中同学会，你说为什么。我想说是蹭顿免费的午餐，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我摇摇头。陶峰说：她这次是孟姜女救夫呢。
原来当年高考刘继泓落榜，江月华考上了大学。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像一把利刃决绝地割断了他们长达五年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恋爱之路。汪月华大学期间真正谈了一场恋爱，恋人就是现在的丈夫张辉。
张辉和汪月华都是本县的，上大学都在同一系里。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家乡县城做了中学教师。后来因张辉笔杆子耍得硬，被调到县教育局，经多年沉浮，当上了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女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张月华也因业务强资历老，在县二中担任英语教研组组长，在丈夫张副局长的运作下年后就要破格提拔为副校长。像这样知识分子的家庭在小县城里可是人人羡慕的。
在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副局长却出了事，出事的原因是违规审批几个中学的校舍修建，并拿了承建商的九万块钱的好处。按说张副局长为人行事十分低调，单位上也没有什么冤家对头。他是属于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那种。
源头是出在县财政局那边，财政局大楼装修与中学修建是同一位承建商。财政局长也在承建商手里拿了好处，不知怎么让人知道了。这位局长平时在局里专横跋扈，经常搞“一言堂”，下面的几位副局长早就不满，便抓住这条辫子死不放手，直接把检举信送到市纪委去了。在纪委凌厉的攻势下承建商也交代了张副局长受贿的问题。张副局长现在正被纪委请去喝茶呢。
故事说到这里，还得返过来说说汪月华。其实李大嘴的辍学与汪月华有直接关系。这点我最清楚。
当年汪月华在班上傲气十足。她的傲气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家庭出身好，她的爸爸是公社党委书记。有一天我见汪月华从一个男人的自行车后座跳了下来，就感到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霸气，连一天到晚板着一张铁青脸的章校长见到他时脸上都堆满谄笑。我是第一次发现章校长原来也会笑。
二是成绩好。这一点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都说美女弱智，汪月华长得这么漂亮，脑瓜却出奇的聪明。每门功课都出类拔萃，尤其是在英语课上，嘴巴吧哩吧嗒地能把英语朗读得十分流利，而不像我们读了几年初中只认得26个字母。每个学期都拿奖状，还有笔记本和钢笔。大会小会受表扬。
傲气足了自然就骄气。班上同学没有几个能看得上眼，尤其像我和李大嘴之流，在她眼里就是一种肮脏，浅薄，幼稚，无知甚至于无耻的低能物种。发作业本就像脏了手似的隔着几排桌子扔过来，本子掉到地上让我们自己捡。整张脸带着一种轻蔑。李大嘴不服就报复她。
那时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温饱还没得到完全解决。在或黑或蓝一片暮色沉沉的世界里，汪月华那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显得一枝独秀。
一天汪月华收交试卷时，李大嘴嘴角掠出一丝恶毒的微笑，待汪月华走过，他那支黑色的新农村钢笔笔尖一抖，汪月华那雪白的衬衫后面就斜出了一串十分醒目的蓝色墨水。事后汪月华怀疑是李大嘴干的，尽管李大嘴死不承认，但汪月华把账还是记在李大嘴头上。
在我印象中李大嘴就没安分过，火药枪被缴后不久又玩起了弹弓。整天价儿见鸟打鸟，见树打树，见鸡打鸡，见鸭打鸭……总之除了人，什么都是他练习的靶子，最后李大嘴弹弓几乎玩得出神入化。如果不是条件限制，我想李大嘴说不准能成为第二个许海峰。
那一天也该李大嘴倒霉。午休的时候一只麻雀飞落在窗棂上，就有同学鼓动李大嘴用弹弓打，李大嘴自然不放过这表现的好机会。他从书包里掏出弹弓，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粒石子。在大家凝神屏气中对着麻雀拉开了弹弓。
那只麻雀胆子特别大，两个爪子斜抠在窗棂上，歪着脑袋看着李大嘴，尾巴一翘一翘的，似乎在挑衅地说，来呀，来呀，来打我啊！李大嘴弹弓一扬，石子嗖的一声飞了出去，只听到咣的一声，窗户上残存的一块玻璃碎了一地，麻雀飞得不见踪影。
如果说刘继泓狐假虎威，那汪月华则是为虎作伥。她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梁老师，梁老师对李大嘴已失去管束的兴趣，再说这残存的玻璃对于破败的窗户来说作用也不大，就轻描淡写地骂了李大嘴几句就接着上课了。
汪月华不依，下课后找到章校长。章校长对书记千金的报告十分重视，立即找到李大嘴，这次非但没收弹弓，还要赔钱。李大嘴的家庭十分困难，他大是个病鬼子，一年有八个月躺在床上，每个学期学费都凑不齐。
章校长做事也绝，见李大嘴赔不出，就向李大嘴那个瘸腿老爷要。瘸腿老爷不给，章校长就不让他在学校门口摆摊。瘸腿老爷只好赔了两块钱。李大嘴也挨了瘸腿老爷两个耳光。
这件事过去了也就算了，想不到另一件事的叠加使李大嘴真正报复了汪月华。
进入初三年级就要上晚自习，好像每个中学都这样。说实话，除了几个用功学习的，大多同学对晚自习都有抵触情绪，尤其像我和李大嘴之类的，就是麻雀陪着蝙蝠飞——白熬夜。
同学们每晚在食堂吃了泛黄的石碱煮粥后，舔着干裂的嘴唇陆陆续续回到八面来风的教室，坐在冰冷的座位前抖抖索索唉声叹气。两盏吊在半空中的日光灯管已两头发黑，发出令人烦闷的嗡嗡声。大家这时候多好想躺在热烘烘的被窝里啊！
解救大家饥寒交迫的英雄来了，他就是李大嘴。
这天晚上，我在百般无聊中，也在刺骨寒冷中，坐在课桌前拼命地搓着手跺着脚想给身体制造一点热量。李大嘴用胳膊肘捅捅我，意思要我陪他出去一趟。
我们来到配电室。说是配电室，其实是一间落满灰尘的空屋子。没有灯，有一门洞，没有门，屋的一角堆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李大嘴从衣兜里掏出一根拗成U型的皮电线。叫我在门口望风。
他定了定眼神，摸索着从那架摇摇晃晃的梯子爬上去，把U型电线同时插进零火线的插丝盒中，啪地一声一团蓝色的火花一跳，整个校园漆黑一片。教室里传来一阵欢呼声，接着又听到大家在黑暗中收拾课本和文具的声音。
我曾经认为这蓝色的火花是世上最美丽最温暖的花朵，尽管开得只有那么短暂一瞬，它却拯救了我们忍饥受冻之苦。我还佩服李大嘴的胆大，换着我肯定不敢。我胆小不是怕老师，是怕触电。
紧接着又传来章校长骂电工的声音。当那个嘴巴有点歪的电工挎着电工包晃着手电骂骂咧咧来的时候，我们早就躲开了。
章校长问原因，歪嘴电工说负载过大，熔丝断了，肯定是老师用了大功率电炉。章校长又把老师们骂了一通。
就这样干了一次又一次。说我们狼狈为奸也好，一丘之貉也罢。反正我们乐意这么干，这种冒险的游戏充满刺激和欢愉。如果不是被汪月华带着章校长和歪嘴电工抓了李大嘴的现行，我们会一直干下去。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我们鬼祟的行动已引起同学们的怀疑，逐渐地大家也心知肚明。大家在默许着，这种默许有着赞赏和怂恿的意思。
这天晚上，我和李大嘴照例来到配电室，我突然肚子疼得难受，就去厕所了。当我回来时，校园一片黑暗。就听到配电室附近吵吵嚷嚷，有手电乱晃的光影。
我感觉不对，心里扑扑地跳，悄悄躲在一棵树后张望，只见汪月华手里拿着歪嘴电工那只3节电池的手电，雪亮的光柱晃得人眩目；歪嘴电工扭着李大嘴的胳膊向前推着走，李大嘴似乎不愿走，挣扎着身子往后赖，无奈歪嘴电工长得高大壮硕，胳膊很有力，把李大嘴推得跟头趔趄的；章校长手中捏着罪证——就是那根U型电线，阔步走在前面，脸色在黑暗中铁青得可怕。闻声而来的很多同学，自动为章校长一行让出一条道，看着他们朝校长室走去。
第二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章校长对李大嘴违反校纪校规，严重破坏教学秩序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并宣布对李大嘴行政记过处分。同时教育大家引以为戒。
我对李大嘴把罪行独揽在身上很感激，又为自己的失责而过意不去。我用半斤饭票换了两只烧饼一人一只，李大嘴吃得津津有味，也吃得理所当然。
事情过后不久，汪月华晾在女生宿舍门口的手帕不见了。那时班上男女生在卫生上都不太文明，可能都是受条件和环境影响。到处吐痰，有了鼻涕用手一擤又随手一甩，甩到那儿算那儿；讲究一点的会用废纸揩揩；不讲究的会在手中搓搓，裤子上擦擦。
汪月华不，她擤鼻涕时，会将折成两道的手帕掩鼻子上，轻轻一嗤，再把手帕一撮，折好，放进衣袋，鼻孔上不会有一丝残留。一套动作堪称优雅，看上去就是一种享受。
我和李大嘴观察过，汪月华有四块手帕，且花色图案都不一样，每块手帕都有花露水的香味。其先丢了一块手帕，汪月华并没在意，也可能是被风吹走了。后来用夹子夹住还是丢，她便不放在外面晒了。
课堂上李大嘴拿出被刀子裁成条的手帕给我看，脸上露着报复后的快意。他对我说这事还不算完。
星期六的卫生值日是我和李大嘴两人，放学后同学们都回家了。为了方便打扫，我们把所有的凳子放在课桌上，李大嘴对我说他有事出去一下，叫我先扫。那时学校水泥地坪质量差的不是一般，脚步一动就腾起一股烟尘，况且用扫帚，腾起的烟尘像浓雾一样笼罩整个教室，呛得人喘不上气来。
滚滚的尘埃中传来笃笃的声音，像锤子敲着钉子的声音。我循着声音摸索着走，看见李大嘴弯着模糊的身影在干着什么。走近一看，李大嘴用钉子从汪月华坐凳面板的反面敲钉子。已经敲了一根钉子，钉尖从面板上钻出来，露出一厘米的样子。钉尖有些粗，很明显能看出来。
李大嘴歪着脑袋左看右看，嘬嘬牙花子，把钉子拔了又出去了。回来时手上多了两根缝线针。李大嘴很小心地把针敲进面板里，还是露出一厘米的样子。面板是泡桐木的，木质松软，细细的针敲进去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又敲进一根针，两针间隔10厘米左右。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李大嘴扔了锤子兴奋地搓着手说。
接着两人匆匆把地扫完，把凳子一一归放原处。顶着一头的灰尘回家了。在学校门口李大嘴把锤子还给他瘸腿老爷。
星期天晚上我们必须赶回学校要参加晚自习的。清冷的日光灯依然发着亘古不变的嗡嗡声。我们早早坐在座位前，想象着汪月华被针戳进屁股是一副什么样的狼狈样。
汪月华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尤其那件灰白裤子还有着新烫熨的印子，紧实浑圆的屁股在裤子里已有些规模。想到这个屁股将要被针戳时，我居然有一丝莫名的怜悯。但仅仅是那么一瞬，想到她平时对我们的那种高傲，又不由有些幸灾乐祸。
我兴奋极了，就像在等待着一场好戏开场，我甚至听到了开幕前叮叮咚咚的锣鼓声。汪月华迈着不疾不徐的脚步，走到座位前停顿一个，像极了演员上台后的一个亮相。白净的脸上仍保持着不可一世的神情，把随身挟着的书本放在课桌上，还眼瞎似的用脚把凳子踢踢正，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伴随着啊的一声尖叫，汪月华像弹簧似的蹦跳起来。又下意识的用手在凳面上蹚一下，手掌上立刻出现两道血痕。又惊慌失措地在脸上抹了一下，那张俊俏的脸马上就成了京戏中的花脸。她又急又羞地向外跑去，殷殷的鲜血从屁股上渗了出来，灰白的裤子上宛如盛开了两朵鲜红的玫瑰花。
第二天公社书记很威严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章校长就坐不住了。李大嘴一进办公室就是副敢作敢为的大丈夫气概，气得章校长用手指点他像唱戏文一样地说着：你，你，你，你你你你……呀。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李大嘴被劝退学了。我帮他在宿舍收拾被子的时候，他把那支唯一值点钱的新农村钢笔送给了我。我想安慰他几句，他却打断了我，毫不在乎地说：这个D书我他M的早就不想读了。
春节后听说李大嘴到广州去了，也不知他去广州干什么去了。没有了李大嘴，我一个人坐在课桌前感到孤零零的，觉得什么意义都没有。捱了个把月我也回去放鹅了。
酒还在继续喝着。
汪月华知道李大嘴虽是个商人，但知道这个商人在官场中的能量。对于张辉这个几万块钱的小案件，是推一推还是拉一拉全凭李大嘴在书记市长面前一声招呼。推一推这个家将要万劫不复，拉一拉这个家就会平安无虞。
刚才自己说借花献佛，现站在面前的就是一具塑着金光的活佛。尽管她过去视他为恶魔，但现在人家立地成佛了。她是来抱佛脚的，这只佛脚太大，大得担心是否能抱得过来。
那种用知识素养堆积起来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在这个亿万富豪面前迅速坍塌。面对着李大嘴不可捉摸的微笑，只能悲壮地举起酒杯，一杯，两杯，三杯。也许这无色的液体才能把他们以前的罅缝修补得了无痕迹。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么能喝。大家都惊呆了，有人上前夺下了酒瓶。她在平展的地毯上迈着崎岖不平的步子，噙着泪水举着空空的酒杯，硬着舌头语无伦次地说：喝，李董，再干一杯，再干一杯，哈哈……哈……哈哈。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哈……哈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梁老师说：月华你醉了，说胡话了。梁月华说：我，我没有醉，不信，谁，谁来和我喝，来，来倒酒啊！说着说着一个趔趄歪倒在地。有人慌忙去扶，就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汪月华尿了，尿水先是从裤裆里渗出，又洇湿了地毯。
这场聚会就闹哄哄中结束了。李大嘴和梁老师握了握手，说了许多保重之类的话，大家争相送李大嘴到楼下。汪月华也嚷着要送，她湿着裤裆，头发凌乱，嘴角上，前襟上还沾着刚呕吐的秽物，在两位女同学搀扶下也跟着下了楼。
一辆很气派的黑色轿车已停在门廊里，穿黑西装戴白手套的司机垂手站在车门前。李大嘴向大家告别后向轿车走去，司机刚有所动作，刘继泓抢先一步打开车门，用手护在车门的上沿，躬身做着请上车的动作。
李大嘴却没有立即上车，再次向大家挥挥手，突然又走了回来。从人群中把我拉了出来，喷着满嘴的酒气，拍着我肩膀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卜成财，我们曾同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