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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德国著名学者扬· 阿斯曼（Jan Assmann）日前在康斯坦茨逝世，享年85岁。阿斯曼生于朗格海姆，德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宗教学家、文化学者，逝世前任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海德堡科学院院士。作为一位文化学者，扬· 阿斯曼与妻子阿莱达· 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一道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并以此扬名世界。阿斯曼曾出版包括《出埃及纪：古代世界的革命》、《文化记忆：早期繁荣文化中的文字、记忆和政治身份》和《摩西的抉择：一神论的代价》在内的多部专著，并先后荣膺德国历史学家奖（199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2006年）和托马斯· 曼奖（2011年）。
2015年底，阿斯曼夫妇应邀访华，就文化记忆研究在北京等地进行巡讲。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张君荣记录并整理了他们在中国佛学院的一场讲座。群学书院转载其一以飨读者，作为对阿斯曼教授的纪念。
文 | 扬·阿斯曼
记录 | 张君荣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
什么是文化记忆？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俩个的研究历程。
1970年代末，在“诗学与阐释学”这个德国著名文科研究领域的机构之下，我们夫妇俩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文学交流考古学”。当时设定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希望我们的研究相对于1970年代末的研究而言，能够更加强调历史、史学观。第二，面对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我们希望引入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印度的古代文明保留至今。
“文学交流考古学”研究组初期召开了两次大会，主题是文字性与口头性，当时的文化研究，人们是将文字和记忆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提出，进而将书写文化、记忆文化进行区分。其中，书写文化一派主要通过文字和文本的方式探索研究，另外的记忆文化为研究主题的这一派，他们是研究记忆和口头传承。通过大会的讨论，我们发现，文字和记忆并不是矛盾体，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字不是记忆的反面，而是记忆的一种媒介。然后，我们寻找包含口头和书面两个层次的概念，这就是文化记忆。
于是，研究就进入了包含文化和记忆两个概念的领域。
阿斯曼在中国佛学院讲演现场
当时，学界对“文化”的研究普遍从共识的角度进行，认为文化是具有协调和组织功能的体系。我们则从历时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稳定性、再造性功能。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化是如何代代相传、进而再造出来，即文化记忆在历时性、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提到身份认同，会想到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等重要角色，但不能和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认同相提并论。刚才提到的记忆在历时层面的功能，记忆在个体层面上也具有同样的功能。文化分为共时的、历时的。）
（１）记忆
记忆是我们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认知的最为重要的机能。我们找寻自我的原则是，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回忆起来的那个样子。记忆帮助我们在时间中找到我们的地位，回溯到生前到事情、预期到死后的事情。随着记忆的崩塌，在时间中的自我感知、作为组织和责任主体的自我投像都会遗失。比如，阿斯海默症患者就是失去时间中的自我感知。
（２）文化
文化通过何种形式才能够跨越时间被再次识别出来？首先要关注文化记忆，即要关注作为记忆的文化，它也是在社会、历史身份认同的意义上塑造出来的记忆。从共识的角度看，文化也具有更大团体中协调和组织历史的功能，时间中的自我定位、自我观察、宗教艺术等属于此列。我们将文化的这种功能称为文化记忆。
我们在研究中探索出一个新的记忆概念。此前，研究将记忆限定在人的身体，特别是大脑这个器官。有学者提出，由个体组成的小组没有实体的大脑，不能形成记忆；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又承认，个体记忆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能够被激活、形成。
刚才我的这个观点，来自于法国的文化学者哈布瓦赫，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回忆是社会化的。印象变成记忆具有社会性，记忆是一种社会性的构建。哈布瓦赫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个体代表的记忆及其社会形成过程。
我们的研究比哈布瓦赫更进一步，将记忆的形式做了具体区分：
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传统、遗忘、沉默、不依循传统以及与传统的割裂等概念。记忆与知识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他们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文化记忆包含的不仅仅是拥有身份认同索引机能，其产生、循环、存续是在一定的形式和媒介发生，这种形式和媒介又是由社会提供的。另一方面，文化记忆也是动态的过程，不是国界和文化语言所能隔断和化解。
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清洗运动是文化记忆的天敌，使文化记忆成为其牺牲者。这就包括纳粹、塔利班等对文化记忆的侵略，文化记忆以其异质性和多样性来对抗所有来自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挤压逼迫。
另外，也不能把文化身份认同误解为具有民族保守性的集体主义。文化的身份认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它与其他所有可能的身份认同模式交叉，是一种跨民族的、亚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是文化记忆的产品。
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被我们称为是社会记忆或者沟通式的记忆。要把这个概念和同样具有集体性的文化记忆区分开来。社会记忆是跟随时间进行转换的一种理解视阈。就是生活在一定时期、相互之间有交流的三代人共同的记忆、想象、对某事的共同的刻板印象，日常沟通中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就能够相互理解。社会记忆并没有形成机构，散乱分布的，或多或少要借助于媒体才能存续，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广告、政治宣传、互联网。究竟什么能够进入到文化记忆中是由时间决定的，就像是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区别。与社会记忆相反，文化记忆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视阈，一般能够跨越2000－3000年，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内容，被一些固定点固化了，在西方，就是《荷马史诗》《圣经》这样的固定点。中国和印度文化精神基础来自于公元前2000年。
在后面的研究和考古发掘中，我们又认识古埃及金字塔文字，来自一千年以前，还有苏美尔河３世纪苏美尔人创造的颂歌等，但是这些并没有进入现代文化的文化记忆中，因为这些文本缺乏文化认同，不具有身份认同索引，因而被我们列入到知识的范畴。
文化记忆不一定依赖于文字进行传承，还有仪式、神话、图像、舞蹈等辅助传承。但是，使用文字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以古埃及为例子。古埃及的文化记忆传播中，主要依赖于学习书写，高度发展的书写文化。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创造出一种包含很多符号的文字体系，这些文字和字母文字不同。掌握文字和书写能力的人，能够进入到在文化记忆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关键性文本，文学类型、诗歌、叙事问题，以及关于技术、经济、管理等文本。在古埃及，人们学习书写的过程是这样的：小学生把关键性的文学篇章背诵下来，并且进行默写，这些篇章的主要内容是带有鲜明埃及特色的生存方式等一些基本道理。
学生学习书写的另外一个文学类型，就是行为规范学，在这个学科中，主要是教授学生学习如何能够和谐地与他人共同生活。这种高度发达的共同生活的艺术非常适合古埃及。古埃及建立于公元前3200前，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的帝国。
学生要学习的第三种文体，也和国家、道德有关，就是哀歌。主要哀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衰亡。随着法老王国的衰落，出现了这种社会现象。埃及人经历了古老帝国的衰亡，到３世纪末。哀歌描写巨大规模的灾难，产生于中期帝国，即法老的独裁统重新建立起，表达了对中期帝国的回忆，对民众经历了惨痛磨难后的治愈。
文化记忆的第三种媒介是纪念碑：金字塔、庙宇、雄伟的高官墓地建筑。在古埃及，通过这种方式，将过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纪念碑同时也提供了场所，能够在上面书写文字、绘制图像，图像不仅起到装饰作用，纪念碑周围还会举行特定仪式，这种方式创造出实化的记忆：古埃及人不仅将过去呈现在眼前，也通过这种方式将过去永远停留在未来中。
这些来自于古老的文明中的例子，展现了两个层面：文化记忆既关于过去，也是指涉未来的。在文化记忆当中，知识，以及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记忆创造出延续几千年的文化视野，阿莱达称之为文化空间。人类通过文化记忆概念，知道人类和其他所有的生物相比，对于生命有限性的一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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