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整合的研究路径，一般以地缘政治格局作为划分研究范围的基础，如中亚研究、东欧研究等。若向前追溯，则会发现，历史上还有一种跨区域的文化结构。与汉字文字圈相仿，希腊化世界、梵文世界、波斯化世界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质或者文化要素，例如语言文字、建筑风格等。本版刊发的三篇文章，有从宏观上介绍希腊化世界、波斯化世界的形成、内涵以及演变，也有从微观上介绍巴洛克建筑风格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以期对推进文化区域特性研究有所助益。
尽管有学者已经发现现代学术中使用的“希腊化”一词并非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为德罗伊森所首创，但这位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以其影响深远的《希腊化史》为后世创立了一种关于“希腊化”的时空界定范式。直至今天，“希腊化时代”通常被划定在亚历山大逝世和奥古斯都征服托勒密埃及之间；用来匹配它的地理范畴即所谓的“希腊化世界”，又被称为“希腊化东方”，具体指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及其后裔统治下的近东、中亚和北印度。这种定义传统也带来一个逻辑后果，那就是将“罗马化西方”与“希腊化东方”或“罗马的西方”与“希腊的东方”对立起来。关于亚历山大之后的世界古代史的大量研究都是在这种两分思维的支配下展开的。
不可否认，这种时空设置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马其顿-希腊国王们的统治的确构成了此时此地希腊化最直接的推动力。但从历史实际来看，不仅有“希腊化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希腊化，而且有“东方”以外的希腊化。从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从东欧的斯基泰草原到红海南端的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两岸，都在文化上发生希腊化现象，尽管各地希腊化的程度、方式和推动力不尽相同。巴尔干、意大利、小亚细亚、腓尼基、迦太基等地早在亚历山大之前便已出现希腊化，而东非阿克苏姆的希腊化则要迟至传统意义上的“希腊化时代”之后。
尽管声音还很微弱，但有学者在尝试突破“希腊化世界=希腊化东方”的传统理论视野和理论框架。2013年，一本名为《希腊化西方：再思考古代地中海》的论文集出版，专题论文的研究对象包括庞贝、中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西西里、努米底亚、伊比利亚、布匿文化以及整个西部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其中，《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死亡的希腊化”》一文作者牛津大学古典学系的爱德华·毕斯法姆在提出是什么使“西方”成为“希腊化的”问题时加脚注说，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就“希腊化南方”或“希腊化北方”提出。对后一概念，他又建议参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古典学和古代史教授大卫·布朗德2002年发表的论文。布朗德这篇题为《大草原与大海：公元前1世纪之前黑海地区的希腊化北方》的论文，展现黑海地区希腊殖民城邦、非希腊族群和各类政治体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之间多样的互动场面。
这些学者的论述提示我们，为了更接近历史实际，需要采取一种全球史视角。笔者以为可以用“希腊化四方”的概念进行总结，确立“希腊化世界=希腊化四方”的等式。另外，对“四方”的希腊化的观察，也不应只局限于希腊化时代。为此，有必要先对“希腊化四方”的各方加以定义。
对希腊化各方的界定初看起来只是一个依据地理方位划分区域的问题，实则不然。按照方位来说，埃及地处南方，但传统上定义的“希腊化东方”包括托勒密埃及。应该承认，这样的划定对于观察历史具有其效用：“希腊化东方”的形成动力来自马其顿，马其顿统治者直接造就了他们所征服的埃及、西亚、伊朗高原、中亚和北印度的希腊化。如果埃及属于“东方”，那么“希腊化南方”在哪里呢？毕斯法姆在提及这一概念的时候并未说明其所指，但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想说的就是埃及南面的麦罗埃和阿克苏姆。这些南方近邻自古就有借用埃及文化的传统。当托勒密王朝为埃及带来希腊化之后，麦罗埃王室也借鉴若干希腊文化因素，例如建筑样式。扼守红海出口的阿克苏姆王国也将希腊语用作官方语言甚至文学语言。不难看出，“希腊化南方”其实是“希腊化东方”的副产品，是希腊化-罗马埃及影响下的产物。
《希腊化西方：再思考古代地中海》一书所讨论的“希腊化西方”是希腊和埃及以西的整个中西部地中海世界。这一地域界定对历史实况而言，可以说是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希腊化西方”形成和发展的力量不只有前往中西部地中海殖民的希腊人。与之在同一片海域内展开殖民角逐的腓尼基人及其殖民分支迦太基人，也是“西方”希腊化强有力的推动力之一。迦太基及其殖民的西部西西里、南部撒丁、南西班牙等地构成的布匿世界本身就是希腊化的基地，周边邻近地区（例如北非的努米底亚）希腊化的发生也离不开高度希腊化的布匿文化的辐射作用。同样，包括拉丁姆在内的中部、北部意大利最初的希腊化，除了南意大利希腊人的直接影响外，也离不开埃特鲁里亚人的文化二传手作用。与小亚细亚、腓尼基的情况类似，“希腊化西方”的很多地方，特别是整个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化的开始就是紧随希腊文明兴起之后，与希腊本土在文化发展上几乎同步。希腊本土正值古风时代，意大利和西西里非希腊族群的艺术风格也是希腊古风的。当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同样也看到整个意大利和西西里又成了希腊古典风格的追随者。到后来，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又变成主导“西方”希腊化的动力。
提出“希腊化北方”概念的大卫·布朗德聚焦讨论的是黑海北岸的希腊化，但“希腊化北方”这一名词其实适用于整个黑海地区，因为黑海本身构成一个生态和历史单元。与作为“西方”的中西部地中海类似，这一“北方”的希腊化，是希腊人殖民黑海周边，并与当地人群共生和文化互动的结果。“北方”内部也分成各具特色的黑海四岸。在黑海北岸，出现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希腊化，既形成博斯普鲁斯王国那种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共生的熔炉社会，又出现像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晚期斯基泰王国那种完全采用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国家。
不过，黑海另外三面沿岸地区与其他希腊化区域的明确界限并不好划定。黑海南岸其实是小亚细亚北岸，而整个小亚细亚同样也构成一个一体化的文化单元，且通常被视为“希腊化东方”的一部分。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黑海东岸和西岸。东岸的科尔奇斯同时又属于高加索山区这一文化单元，其以东、以南同属该山区的伊比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则经常被认为是“希腊化东方”的组成部分，不过也只有亚美尼亚一度落入过亚历山大和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之下。
黑海西岸的色雷斯是北部巴尔干的一部分，北部巴尔干的色雷斯人、马其顿人、派奥尼亚人、伊利里亚人由于与本土希腊人毗邻而最早开始希腊化进程，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事实上，整个巴尔干作为一个希腊文化和希腊化文化区域，本身就自成一体，很难被整体划入“希腊化四方”的哪一方，但其不同部分似乎又属于不同的某方。与色雷斯同时属于“希腊化北方”一样，沿岸也为希腊人所殖民的伊利里亚向西面向地中海，从而更具有“希腊化西方”的文化性质。
“希腊化四方”之间边界的模糊性，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整个“希腊化世界”的一体性。事实上，经常会看到一种文化风尚跨越多方传播的现象。例如，“希腊化东方”的马其顿-希腊国王钱币铭文所开创的“王”之称号加国王名字的基本格式，也在希腊化其他三方得到模仿，例如西西里的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莱斯的钱币铭文ΑΓΑΘΟΚΛΕΟΣ ΒΑΣΙΛΕΟΣ（“王阿伽托克莱斯的”）、克里米亚的晚期斯基泰王国国王斯基卢罗斯的钱币铭文BAΣIΛEΩΣ ΣKIΛOYPOY（“王斯基卢罗斯的”）、东非阿克苏姆王国国王恩杜比斯的钱币铭文ΕΝΔΥΒΙϹ ΒΑϹΙΛΕΥϹ（“王恩杜比斯”）。这几个既遵循上述基本格式又各具语法和正字法特色的钱币铭文，也展现出希腊化具有跨地性与在地性兼具的特征。
总之，“希腊化四方”的概念，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工具，能够有效地被用来观察、分析和再现希腊化文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跨地性与在地性及其背后的各种历史动力，可以被推广、发展和完善。
（作者：徐晓旭，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古希腊语史诗《女英雄谱》残篇译注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