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网友湖李黑娃的一篇文章，追溯了史村驿的变迁，提出建设史村驿文化公园，提升县城文化内涵的设想，现发布于此，供网友讨论和有关部门参考。
唐至明初，临汾至闻喜的“国道”一直在汾河以西（大抵沿今省道232临夏线）。因此襄汾境内留下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村名，晋桥店(襄陵北街)、宿水店（向阳村）、南辛店、北辛店、义店(福寿)、京安店（古城北街）、太平关、站里（站李）等。
这一段“国道”上有两处驿站，即太平县相里驿和绛州金台驿。
从临汾经赵曲、史村（今襄汾县城）、高显、侯马、隘口而到闻喜的通道，因史村以南“蒙坑”艰险和不在襄陵太平绛州一线的关系，难行而不重要。
明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身为绛州乡宦、都御史的高铎，欲减轻地方负担，以驿路通过绛州要两过汾河（襄陵和绛州），易延误军政要事为由，上书朝廷，要求改道从汾河东侧通过。朝廷准奏，决定驿路改走“蒙坑”，于是将相里驿和金台驿都迁至曲沃县境内，改置为蒙城驿和侯马驿。
明永乐十九年（1421），都城自南京迁至北京，侯马驿、蒙城驿成为京蜀“国道”上的重要站点。然因曲沃一县设两驿，驿务纷纭，差捐繁重，官疲民苦。后历来皆有百姓请求削减一驿，未获准，直至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曲沃知县张坊以一县两驿苦差难支，且驿路不均等由，据理上陈，获清廷批准将蒙城驿迁至太平县史村（今襄汾县城）。
清朝顺治年间，史村已修成有二十五个村堡的大庄，依照古制“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候铺”的习制，设了史村铺。专管北到荆村、南到阎店的迎送文檄之事。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设史村马厂，有马10匹，丁夫90人，岁支工食白银近一千三百六十两。
乾隆年间改史村驿后，派驿丞一人，设马厂一所，马16匹，马夫4人，厂夫90人。监房一所，皂隶2人，又设弓兵10名。岁共支银一千五百余两。驿即驿站，实际上就是为政府传递文书的人路途更换马匹或休息、用餐、住宿的地方。
自史村设驿以来，给太平人民带来繁重的差徭负担，其负担办法是：“按牛出差，按粮出钱”，差役负责，每牛四只支车一辆，十年轮流一周。民国初年差徭局门前还留有一块石碑。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往西安逃跑，史村驿为迎接慈禧修饰行宫，大宫建在现在的中心广场附近，小宫建在现在邮政局前边，虽属旧屋新饰，但仍富丽堂皇，宛如一座小金殿。慈禧和光绪一行在史村驿行宫驻跸两晚一天，据记载当时迎驾花费和上下打点粗估就有三万两之巨。李大临先生专门有文章《记刘味琴谈：光绪庚子太平县迎銮事》介绍这个事。
辛亥革命之后，阎锡山主政山西。从1920年到1937年展开大规模公路建设，1922年太（原）风（陵渡）公路通达运城，途径史村。同蒲铁路自1933年5月从太原向南北开筑，1935年7月底铺轨到侯马，经过史村驿并设车站。
自明初驿道东移，特别是蒙城驿迁史村之后，史村逐渐取代襄陵和汾城，成为两县的经济和交通中心。
史村是沟通汾河东西两岸的天然渡口。在清朝、民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河面上没有汾河大桥，在冬、春两季，河中放石上搭木板，人们是踩着木板过河的；到了夏、秋两季，汾河流水量加大，就拆掉桥板，改用小木船摆渡。
1954年襄陵、汾城两县合并，成为襄汾县。新县城就定在史村，两个老县城都降为镇。
1955年，襄汾渡口建起了“船桥”。何谓“船桥”？即用缆绳把十几个小船连起来，上面铺上木板，行人、车辆都可以在木板上通过，谓之“船桥”。这样一来，就方便得多了，生产队交公粮时，装载着公粮的胶轮大车可以从上面通过，再不需要卸车、装车。
1964年，开始动工修建襄汾汾河大桥，1965年落成。从此天堑变通途，汾河两岸的沟通再无障碍。
如今襄汾县城，人口已近十万，城区面积十几平方公里，交通发达，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抚今追昔，不能不感叹，正是因为六百年前驿路的迁移使得襄陵太平两县的交通格局发生大的改变，近代以来随着太风公路和同蒲铁路的先后建成，襄陵和汾城的地理位置已不符合时代发展，最终两县合并，史村驿也因为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而升级为襄汾县城。
在襄汾城建大发展的今天，在国家提倡建设“口袋公园”的当下，希望政府规划部门在河东适当地点建设史村驿文化公园。只有不忘历史，才能更好展望未来。
附有关史村驿的一些诗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