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对雪峰的爱情，随着1933年《不算情书》的公开发表，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于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那时雪峰逝世已6年。我没有见过雪峰，但听到丁玲每每谈到雪峰，都带着一种尊重、崇敬的口气，甚至在她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雪峰。即使我这样的晚辈，也能感受到丁玲对雪峰的一往情深。
雪峰对丁玲也这么好吗？我悄悄地问凤珠。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给丁玲做过秘书，自然见过冯雪峰。“雪峰对丁玲可说是感情深厚！”凤珠十分肯定地回答，还讲了两件小事。
有一次丁玲让凤珠到雪峰家去送一个文件，雪峰热情关切地询问丁玲的身体、生活起居、工作情况等，问得很多，很仔细。凤珠一一回答，告辞出来，雪峰竟送到大门外。凤珠走出很远了，回头一看，雪峰还站在那里望着。“我知道，这不是雪峰同志对我的客气，只因为我是丁玲派去的。”凤珠说。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丁玲、冯雪峰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主编。50年代中期，他们同时受到错误批判。在一次作协召开批判他们的党组扩大会会议上，在冯雪峰发言时，丁玲忽然插话：“我知道，你那样讲，都是为了维护我！”本来气氛森严的会场，听到这样的对话竟也一片沉默。凤珠说，我心里真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惦记着呢！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走访丁玲，他说1939年3月他到浙江义乌神坛村看望雪峰，一共长谈三夜，其中一夜，雪峰专门讲到对丁玲一见钟情。骆宾基说：“我印象当中，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就钟情的样子。”丁玲听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
雪峰对丁玲的感情有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呢？2007年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夏天，我在帮助陈明老先生整理信件时，发现了一封友人致丁玲的信，台头称呼丁玲“冰之”，信尾署名像是“缄之”，也像“诚之”两个字。书信共两页，16开大小横向展开，所用毛边白报纸已经泛黄，毛笔小楷自右至左竖写，落款日期为七月十五日，无年。信的开头谈的是接到丁玲母亲的信，谈生活困难，后半部分与丁玲谈思想，谈心情，谈创作。从信的称谓和口气看，写信者是丁玲一位十分熟识的朋友，关系亲密非同一般，适在国统区。这位朋友是谁？问陈明先生，也说想不起来是谁了。
最近翻阅包子衍编的《雪峰年谱》，忽然有个发现，1965年秋至1966年夏，冯雪峰在河南安阳参加“四清”时，曾经使用过一个化名“冯诚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封友人书信，出自冯雪峰之手。落款应是“诚之”而非“缄之”。写信时间应该是1946年的7月。
按着这个思路读下去，这封信丰富的内涵和异常饱满的情感，就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不论是作为文学史料，还是作为丁玲与雪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都是一封十分有价值的书信。
雪峰写这封信的起因是：“你母亲于五月间写了一封颇惨的信寄重庆给我转你，现在转给你”。那时冯雪峰在哪里，在干什么？
雪峰1942年底被党营救出狱后，1943年6月奉周恩来之召辗转来到重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与姚蓬子一起，住在重庆作家书屋。1946年2月中旬，他又受周恩来委派，从重庆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活动，党的关系放在中共驻上海联络处。那段时间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比较贫困，就利用夜晚写文章挣些稿费。他写了大量论文、杂文和寓言，那是雪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那时丁玲在干什么？1936年4月，丁玲被禁于南京，正暗中筹划要去陕北苏区，为此，她让母亲把蒋祖林蒋祖慧兄妹带回湖南常德，代为抚养。那年深秋她就去了陕北。1938年8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委托她的表弟把8岁的祖林和4岁的祖慧从湖南带来延安。之后，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家乡，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老人生活十分艰难。
1943年底，日军曾一度攻陷常德，丁玲与母亲失去联系。1945年3月重新恢复联系后，丁玲告诉母亲，写信可“寄重庆作家书屋冯雪峰转。但信封上不要写转我字样。内面也只写冰之。请不必写明我在何处好了”。
蒋慕唐老太太按照丁玲提供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给冯雪峰写了信。雪峰见信十分着急，立即动手筹款，并很快就有了着落。他在这封信中告诉丁玲说：先寄她20万，此数已有把握，蓬子亦说可寄一些，胡风处也存有版税8万余元，并且表示，今后老太太的生活费，“在年把之内，可由我代你负责在沪集一点钱，按月寄她若干，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本该丁玲承担的义务，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雪峰已经细心而稳妥地代为解决了，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暂时解决。雪峰自己当时也在拮据之中，帮了朋友这样大一个忙，信中讲来却是平淡的口气，仿佛是举手之劳，毫无“表功”之意。
雪峰说：“读了你大略说你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和简单介绍陈明兄的信，我是很感到一种理解到什么叫真挚似的愉快的。”
1931年8月，丁玲给雪峰写了《不算情书》和《给我爱的》，诗文中充满了浓烈的情感，燃烧着炽热的火焰。那时丁玲27岁，雪峰大她一岁，他们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英气勃发的人物，又是一对恋人。1936年夏天，丁玲被禁3年后，经雪峰安排秘密潜回上海。一见面她就大哭起来，以为能够从亲密的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同情和安慰，但是雪峰冷峻而严厉地批评她说，你怎么只想着你一个人在受罪，整个革命这几年也在受着罪呢！一下子就让丁玲清醒了。9月，丁玲在冯雪峰的安排帮助下，逃离南京去往陕北苏区。1937年初，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他们见了两次，此后一别将近10年。
这10年间，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上过抗日前线，又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审干，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考验与磨难。
雪峰也是大起大落。有了如此经历的两个人，自然会磨砺掉一些躁动之心凌厉之气，变得成熟沉稳了许多，感情也更加深沉凝重。
而雪峰在分别10年后的第一封信里，几乎只字未谈自己，讲完如何帮丁玲的母亲解困救急，就讲到对于丁玲10年来变化的感觉，和对于她以后发展的期望。
雪峰十分看重丁玲的创作才华，始终关注她的创作道路。他以“盼望之至”的心情在信里说：“我以前曾要你寄你的作品，无论印的未印的，现在也希望能读到你全部的东西。我是为了想理解你在创作上的发展，并且想写一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之间的’心’的经历的。”
丁玲手中也没有这些年所写的“全部的东西”，雪峰只得自己去找。1947年10月，由雪峰编选的《丁玲文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雪峰写了一篇《后记》，这篇文章与十几年前论述丁玲作品明显不同：当年丁玲在上海文坛走红时年轻气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风头，怕她翘尾巴；如今丁玲饱经坎坷心情平静，雪峰的文章则充满了鼓励与期望，像是一个严师，用欣赏和慈爱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学生。结尾，雪峰写了一句略带感情的话：“这只是到1941年为止的，此后有她的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不谈了，且请读者和作者原谅我越分地写了这许多字，对作者也表示我的怀念罢。”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时，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曾经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雪峰对丁玲，是既知其人，亦知其文，他们是真正的知己。1979年4月，丁玲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写了《悼雪峰》，讲到她与雪峰50年的交往时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雪峰这封信，几乎没有一个表示感情的词语，但通篇却充满了深挚的感情，充满了一种兄长般的关怀、爱护与思念。他不表白，不渲染，不动声色，把感情深藏心底，“深广”而“明快”——这是最高尚的情操、最真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