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寫作緣起
2018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建所90周年。華人出版界的朋友都希望能夠就此主題做一本出版物，側重梳理史語所1949年跟隨國民政府撤退臺灣之後的情況。前些年大陸持續民國學術熱，為大眾追捧的民國大師，如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人，皆為史語所的開山前輩。那麼1950年之後，史語所在臺灣發展如何？這些前輩離開大陸之後的狀況如何？接續上來的人後勁又如何？時代變遷，學風是否依舊，精神是否長存？面對這些問題，目前大陸方面少有系統的資料梳理和專門研究。此外，史語所也認為，大陸研究1949年之前的史語所已不算少，除非有特別的角度，否則似應把重心放在「1950年之後的史語所」，學術價值較高，重中之重應在1980年之後。故本書希望就此展開細察，承前餘熱，啟後新聲。
黃進興先生是這本書的靈魂人物，慨然應邀為兩岸讀者總述史語所遷臺之後的發展與變革。黃進興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人文副院長，2009年至2016年做過7年史語所所長，自1983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臺灣，迄今服務史語所整整40年。其視角之下的史語所—上括1950年代的遷臺前輩，下涵1980年代的新晉學人；內治學術管理，引導學風及走向；外拓國際協作，領銜「唐獎」評選—可稱為「黃進興時代的史語所」。
黃進興先生是臺灣社會歷史轉型之大背景下學界學人的一個典型，求學、治學、晉身，一條路子下來，非常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長期從事學術管理工作，使他超離了完全個人化的純學術研究，參與進入時代風雲的高度，這本書以他作為橫截面切下去，觸角可以伸得更開，眼界可以揚得更高，對臺灣學界乃至臺灣社會的把握可以進入到一個更大的趨勢的層面。基於此，我向黃進興先生發出邀請，請他領銜擔綱本書的對話主體。此為本書堅定的選擇。
隔海相望還有一位97歲高齡的關懷者—戴逸先生，即我所服務的中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領軍人物。戴逸1947年求學北大，曾因投身地下工作，為國民政府軍事法庭逮捕，幸得校長胡適（後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積極營救，得以脫險。此外，當時的史語所和北大的人文學科，實為一套班底、教員共用，故所中前輩之惠澤，北大學子多有沾溉。戴逸先生每每談及，感懷追憶良多。先生非常重視臺灣學界，修史大業中多個項目交由臺灣學者擔綱負責，亦曾多次親赴臺灣交流。此上諸多情結淵源，筆者皆記錄於《秋水春樹縈懷抱》一文（刊於臺灣《傳記文學》2018年2月號）。此文旨在向臺灣學界彙報清史纂修進程，余英時先生初讀草稿時，甚感興趣，曾有意推薦給廣州《南方週末》發表，後因臺灣《傳記文學》雜誌盛情難卻，已然排版，故終刊於後者。
黃進興先生在臺灣一直關注清史纂修的進程和國際影響。從戴逸先生會見美國清史研究領軍人物、哈佛大學副教務長（Viceprovost）歐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到戴逸先生應科大衛（David Fature）教授之邀委派代表團赴香港中文大學講演以宣進度，黃進興先生有感於戴逸先生的開明胸襟和虛懷若谷，高度認同他相容並包的方法論思想，以及他致力於促進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借鑒的諸多努力，故曾擬邀請戴逸先生訪問中研院，但終因擔心老人家長途遠涉而未能成行。二人一直保持贈書往來，臨穎神馳。
戴逸先生負笈北大的少年記憶，黃進興先生治學於所的半生守望，二者前後銜接、相繼見證了史語所的前世今生，也賦予這本書以海峽兩岸史學共通的高度。
前世今生
學界慣稱1950年之前、大陸國民政府時期的史語所為「老史語所」，是中國現代第一個史學專業研究機構。
1928年，史語所成立，同年開始為期十年、共計15次的殷墟發掘，揭開科學考古的序幕，為世界矚目。當時國際知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都曾實地考察過安陽現場。老史語所主持的殷墟考古就是各民族各國家的集體協作，就是奧林匹克金牌。
不僅如此，20世紀中國歷史學最具影響力的四大發現，即殷墟的挖掘、居延漢簡的整理、敦煌石窟的發現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皆與老史語所人的工作密切聯繫在一起。
創所伊始，傅斯年認為，歷史研究應該基於語言文獻的掌握，故而命名「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條從語言學入手文獻的路子，是從王國維以及老史語所的傅斯年、陳寅恪一脈下來的、中國傳統史學最正的路子，也是國際歷史學研究的核心方法論。大陸1950年代之後就中斷了。歐美漢學承繼的基本就是這條路子，哈佛大學即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界重鎮。
老史語所及其代表性學風所形成的史料學派，是20世紀初中國文史學界的革命。《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從編纂的格式到寫作的習慣，再到嚴謹的審查，使得早期大陸和戰後臺灣整個大的風氣風格以及學術倫理，均是在史語所的衝擊之下形成。
因此，老史語所起到了中國現代人文學術奠基的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研究所，還是整個人文科學的研究所。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史語所是第一個走向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發展的初始階段，遭受戰爭帶來的過於巨大的干擾，使得學術社群自身註定要出現的一些跡象，藉由戰亂時代提前顯現出來。
史語所在華人學術中，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構。你衹要願意在這裡好好待著，真的可以無求聞達於諸侯，就能有機會。史語所彰顯出一種幽暗意識，大家都不是天使，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會產生各種問題。但是傅斯年創造出這樣一個環境，讓有志於做學問的人有機會在這裡好好讀書，這在華人學術社區裡面非常難得，即使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還是必須承認，在史語所，學術永遠排在第一位。因為史語所人才濟濟，自己也面臨內 部競爭激烈的現實，乃至於鬥爭，但是可貴在於，對外卻能做到團結一致。派系鬥爭哪裡都有，做到史語所這種境界，是真正要有這樣一個氣魄在。
1949年，史語所跟隨國民政府遷居臺灣。之後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1950年至1970年，主要工作為延續大陸學術的發展，即整理大陸考古發掘所得遺物，並發表報告。
1960年代，許倬雲等學成歸來的臺籍留美學者，在臺灣掀起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歷史學的思潮，包括影響和訓練學生、開創新的風氣、推行新的方法論。這在當時是一個突破，直接推手史語所在1980年代之後沿此路徑走到今天。1970年代，許倬雲、陶晉生離開臺灣，史語所完全淪為文獻考訂之學，歷史學式微。外界對史語所「史料學派」的詬病，多集中於此時。
1980年代，臺灣經濟高速發展，政府推行兩個五年計劃，鼓勵留洋學人回臺服務。這一批「洋博士」，經過20年沉潛期，於2000年之後開花結果，爆發式、集中性地獲頒「中研院院士」等學術榮譽。他們的成就與國際影響不斷加持西方史學的研究道路。即此而觀，史語所自身其實也經歷了一個復興的過程，因為家大業大，底子雄厚，所以衹要有合適的人出現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位置上，影響立刻彰顯。
另一方面，史語所今天的學術走向，與傅斯年創所時的宗旨產生偏離，包括學術方法、研究範圍乃至議題等等，都有不小的差距。面對如此大勢所趨的演變，所內外出現各種說法，各種價值判定。茲錄黃進興先生2018年於香港的一段講演，作為史語所「80年代學人群體」自己的聲音：
「傅氏所創立的史語所在大陸時期，網羅諸多名家，治學成績斐然，自是蔚為漢學重鎮。嗣後遷臺，史語所同仁不畏時局的困厄，堅守崗位，一心向學，猶得弦歌不輟；尤其1980年後，再次成為臺灣史學生力軍的匯聚之所，各方學人歸來，盡情揮灑，大放異彩，已非原初傅氏史學所能矩矱了。」
怎樣看待這一學風的轉變對於創所宗旨的揚棄？遷臺之後的兩次分所，與歷來幾度討論分所，是否根源於創所之初就存在的天然裂縫—學術整合之艱？
當世界各大學派齊聚於今天的中研院和史語所，自然而然就會衝擊到從老史語所延伸下來的、明確的師承與宗派意味。面對這樣一個什錦拼盤，其中再沒有哪一個人會說，自己有這個能力可以把大家都領導起來、整合起來。傅斯年不可複製，那個年代也不會重來。這是否意味著學術的主軸已經不見了？那麼得失何在？又對新局面下的「史語所所長」一職提出怎樣的要求和自我角色的定位？
靠殷墟發掘起家的史語所，遷臺後失去大陸田野，如何延續學術薪火，別開一番生面？在位於臺北南港的史語所文物陳列館中，殷墟古物的保存狀況如何？兩岸考古學界圍繞殷墟考古資料為核心，又生發多少交流與合作、努力與探索？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臺灣的開放和遙遙領先的研究成果，使其長期成為西方瞭解中國文化的唯一窗口，也是國際漢學在東方的第一重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敞開大門，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對臺灣這一優勢有所衝擊。史語所如何在問題的取向等方面，與大陸的中國文史研究做出區隔，保持自己獨特的存在性？
除卻「民國學術熱」裡的大師，遷臺之後的史語所也是眾星閃耀，先有余英時、許倬雲、陶晉生、嚴耕望⋯⋯，後有80年代海歸學人的傑出代表，杜正勝、邢義田、臧振華、石守謙、黃進興、王汎森、王明珂⋯⋯他們如何以自己個性的智慧與研究，為史語所的精神與學風、方法論與學術範式，做出各自的詮釋？如何一代一代薪火相傳？又如何自處、相處、彼此激盪？
探究這些問題，就是進入史語所這個文化寶藏的路徑所在，從歷史表層到歷史內裡挖掘內涵，總結文明類型及其啟迪。這樣做，也符合胡適之「整理文獻，輸入原理，研究問題，再造文明」的新文化運動宗旨，而史語所最初不過是他實現這一理想的學術工具。